写在前面

任何一个单位，到了年末都要写一份年终总结。我这个正快速奔向耄耋之年的老人，难道不该趁现在还比较清醒，还没有脑痴呆，赶快抓紧时间写一份个人的人生总结吗？多少亿年，上帝才让我们到人世来走一遭，写一本回忆录，不就是让我们在尘土满拥的路上所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印，不致很快被岁月的风无情地吹散吗？

我不是伟人，从来只是一个沉陷在底层的小人物。在我的经历中，不可能寻到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我坚信，写回忆录并不是伟人的专利。文笔晦涩深奥的黑格尔老人说过几句绝对是人人都懂的大白话：“对自我的追寻，也就是对人类和世界本体的追寻。人，本身就是一个宇宙。每个人来到世界，都是一部浓缩的人类进化史”。

解读历史有时很费劲。有学者指出，当代政治化或文学化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是有差距的。我们看到的历史，大抵只是一段被随意剪裁过的观念化的历史。应该相信，历史真实比文学虚构更精彩。任何写作，包括任何一个草民的自述或曰“民间记忆”，其实都是对正史的补充、对野史的佐证，或者说都在从不同的侧面为历史作证。

杰出的青年作家史铁生慨叹：乐园里阳光明媚，写作却是黑夜。荒原上那些令人羡慕的美丽动物，它们从来不走进这样的夜晚。这位身体残疾、过早夭折、极其敏感的作家，有人觉得他的感慨有点怪异，但是我完全读懂了他的话。他是想告诉读者，人间最有魅力的文字，多半隐含在寂寞和痛苦中。

任何一本书都是自白。而回忆录，应该是一种最接近真实的自白，说得委婉一点，应该是一种不愿以虚构的故事来掩盖自己的自白。有人说，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人的成长，总是伴随着对往昔的反复品味和思考。正是这些品味、思考，给我们勾画出了人生成长的轨迹，给我们的生命竖立了一个个里程碑。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历史就是至今仍然刺痛着人心的记忆。在没有故事的地方，一定有事故发生。因此我们同样有理由担心，当亲历者和目击者集体遗忘或集体沉默的时候，那些自诩最客观其实最善于作假的人编造的种种神话便会应运而生。

我不想给记述预先设定什么原则。我希望在最自由的心态下来写这本回忆录。回忆录肯定不可能摒除主观性，但必须最大限度地忠实于自己的经历，忠实于自己的回忆（即使回忆中有这样那样的误差）。尽量少发议论，多写事实；尽量淡忘构思，不在结构上多动心思。甚至不想按当代人的常规写法，先写高潮，然后频频玩弄时序颠倒，时空错乱。我想，我已是接近八十岁的老人了，玩不动时髦了，而且早已没有赶时髦的兴趣了，何不老老实实地大致以时间为顺序，从童年时代写起，然后中学、大学、青海落难、回家种地……着重拣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写。因此，与其说是我选择了回忆录中所描述的诸多事件、故事和相关人物，不如说是这些事件、故事和相关人物选择了我。

我的写作动机极简单，想给后辈留一点对他们来说，可能相当陌生、甚至长期被误解的一段历史记忆。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如何面对波涛汹涌的生活，如何哭如何笑，如何在重压下挣扎并艰难地迈动前行的步履。

时间可以消逝，但记忆不能消失。

回忆往事有时是很痛苦的。但这杯苦酒，必须慢慢品尝。生活的确挺不容易的，总是苦多乐少，但是，常常也能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这是“大时代的个体生命史”（钱理群语）。如果后辈能因此而悟出一点什么，对我来说，无疑就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了。

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2008年末，有一天偶然想起，2009年对我家来说，绝对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是一个特别值得记住甚至值得纪念的一年。

2009年，是祖父定居郫县三导堰（曾注：解放后，“三导堰”改称“三道堰”）一百周年，又是父亲降临人世一百周年。这一年的元月13日，是父亲的百年寿辰。此前两周，我打电话给在双流县妇幼保健站退休的姐姐说，你是我们家的NOBER ONE, 我是我们家的长子，在这个百年一遇的“双百”纪念日，即父亲百岁寿辰之日，我觉得有必要把我们弟兄姐妹六家人包括子孙辈全部召集到三道堰柏条河边的四星级农家乐阅江楼，由我们姐弟俩打伙办一顿招待，以示庆贺，你觉得怎么样？

姐姐出生于1933年，比我大三岁多，解放前夕毕业于郫女中。郫县解放后，许多穷苦人家的子女有了上学的机会，其时县内教师奇缺，第三区区政府决定在三导堰小学内通过考试公开招聘一批教师，而且条件相当宽松，不查社会关系，不讲家庭成分，只要具有初中肄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均可报考。据内部人士透露消息，录取率绝对在95%以上。有一天早饭后，姐姐从古城二堰村家中到距家十几个田远的三道堰街上去办什么事，路经位于场口的三导堰小学校门口，偶见已张贴了几天的招考启事，惊讶自己消息太不灵通，此前根本不晓得有这回事。考期就在当天上午10点钟，考试地点就在学校内。那时国家干部也很少戴手表的，一个已落户农村的女子就更别想腕上戴表了。但估计还赶得上考试时间。姐姐三脚两步跨进校门，赶忙到报考处临时填写了一张报考登记表。工作干部说，还不算迟，赶快进教室！几天后，张榜公布录取教师名单，姐姐榜上有名。

有工作了！姐姐多么高兴！可是冷静一想，当时有历史问题的父亲在成都回不了家，死活尚且不知；母亲刚生下小弟几个月，还有一个走路还要大人牵着的刚满两岁的小妹妹，此外还有三个从六七岁到十二三岁的弟弟，全是光会吃饭不会做事的小孩。如果自己抬腿一走离开了这个家，自己倒轻松了，至少可以不致于一天到晚不是在厨房里就是在洗衣台前忙上忙下，一会儿吆鸡一会儿赶鸭；作为一个大姑娘，当了教师以后，在刚翻身的左邻右舍的农二哥眼里，身份体面得简直没法比，不晒太阳，不下秧田，不与粪水打交道，衣服穿得周吴郑王的，手拿粉笔课本，摇铃上课，打钟吃饭，嘴一抹就进办公室，衣袋里多少还有几个零花钱，这真是一个打起灯笼火把都找不到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呀！可是，丢下一家老小，他们怎么办呀？

姐姐想来想去，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决定放弃教职留在农村，用柔弱的肩膀继续扛起料理全家内外事务的重任。她对我们这个突然失去了支柱的风雨飘摇的家，贡献最大，是个很有责任感的大姐。电话里听到我的建议后，姐姐欣然同意说：这个主意非常好，我马上打电话逐户通知！

2009年1月13日是个大晴天。没有风，暖融融的，柏条河冬天的水像春水一般緑悠悠的，闪动着粼粼波光。从挨近六十岁到年逾古稀的曾氏六姊妹及姐夫妹弟、媳妇女婿，以及侄辈孙辈总共接近40人，年龄最小的侄孙还包在围裙里，年龄最大的姐夫已82岁；有的从省外赶来，有的从德阳、华阳、双流、成都赶来，齐聚阅江楼紧靠河岸的长廊内，好不热闹！多日不见，龙门阵摆不完，又是笑又是唱，一大家人其乐融融。午饭后，姐姐一声令下：大家都过来，听大伯伯大爷爷大舅舅大舅爷（当然所有的称谓指的都是我）讲家史！这是一个很新鲜的项目，吃饱了饭听老一辈说聊斋，一定很有趣。几个手足麻利的侄儿侄女立即在宽大的长廊上将几张茶桌拼接在一起，桌上摆满花生瓜子糖果点心，茶桌两旁摆了两三排椅子，事前招呼各家把小娃娃管好，不准乱跑乱闹。刹时气氛肃然，好像要开政治局会议。我在上百人乃至上千人的会场上多次讲过诗歌小说散文，讲过县情，讲过如何修志如何编年鉴，还向老年大学的朋友们讲过《品位老年》以及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系列讲座，但向老老小小一大家人讲家史，却还是第一次。咕嘟咕嘟喝了几口茶，在暖烘烘的太阳底下，在奔涌向前的柏条河涛声的伴奏下，我的家史讲座开始了。

我首先告诉他们，三四百年前，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一百多年内，四川经历过两次大的战乱。第一次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十年，即1637年，张献忠分兵两路攻入四川，包围成都23天，把驻守成都的最高司令官都杀了，还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旗杆上，说不清楚烧了多少房子，死伤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最恐怖的一次，是7年后，即清朝顺治元年，张献忠第二次攻占四川，大肆抢掠烧杀，成都全城被毁，波及周边各县，“十室九空”，因此后来民间盛传“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如今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晓得这回事。

由于四川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清政府为了增加税源，不得不及时采取强制措施并实施若干优惠政策，威逼加奖励人口稠密省区的穷人，并勒令受朝廷惩罚的人，携家带口到四川落籍开荒种地。清朝康熙皇帝接位后，明令到四川务农做庄稼的，6至10年内免除一切课税，据说移民人口较多的家庭，不仅可以分到足够的稻麦种子，还可分到一条耕牛。因此现在的郫县人，绝大部分是当年的外省移民。我们曾家的祖先就是那时从福建辗转迁到四川，部分人落脚到新都。至于究竟是哪一年离开福建？哪一年来到四川？何时生根在新都？具体迁移时间在曾氏家谱上肯定有确切的记载。可惜民国时期重修的家谱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我妈，也就是你们的祖母、曾祖母怕惹祸，怕造反派骂我们家企图留下这本“变天账”将来搞反攻倒算，有一天中午，她坐在烧火板凳上，满脸惶恐，将家谱一页页撕下来塞进灶膛里烧掉了，瞬间化为缕缕青烟，成了一堆灰。当时我就坐在我妈旁边，心里真有点痛，烧掉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历史，那是后代学者研究社会变迁的珍贵史料啊！

我发觉两旁的年轻听众有点感兴趣了，我放心了，接着说：“文革”期间，我父亲给位于红牌楼的成都电镀厂的专政小组写过一份《罪恶历史自述》（他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后判刑两年，劳改释放后，长期在该厂当镀锌工、锅炉工）。从这份交待材料中，大体可知，我的祖父曾庆朝少年时代一直在老家新都县东门外白衣庵附近居住务农。前几年，我曾向川大一位籍贯新都县的老同学、省广播电视厅退休的李镜打听：你们新都东门外曾经有过一个寺庙叫白衣庵吗？他说，有啊，现在老地名还没变。巧的是这位同学前几天专程到郫县会我，我又提到我祖父和父亲都是在新都出生的，我正在寻根呢。他补充说：当年被称为“曾家老院子”的曾家祠堂，就在新都城南桂林乡同仁桥，现在的西南石油大学附近。他问我 ，想不想去看看？我陪你。我说，老祖宗的祠堂早就被铲平了，免了吧！

回过头来再说，祖父年满十八岁后，经亲戚介绍，到彭县北门城门洞附近一家姓周的亲戚开的江夏长瓷铁号（卖瓷器和土铁的商店）当学徒。祖父是个聪明人，不仅主仆关系好，而且很快学会怎么进货，怎么销售，怎么交际应酬，怎么打通方方面面的关系等等一整套做生意的学问。满师数年后，他不想老是给人家打工，连婆娘娃娃都供不起，决定自己想办法做个小生意。遂不顾主人一再挽留，毅然辞职回到新都乡下。家里本来就穷，只好东挪西借凑点钱；祖父又匆匆赶到金堂县赵镇，向祖母娘家的几户亲戚借点钱。其他生意做不来，只能做老本行即专门卖碗和铁的“碗铁生意”。做生意也要讲决策。在县城卖瓷碗有销路，而三道堰是个乡场，虽说是郫县的四大场之一，但肥场当不得瘦县，这儿的顾客多数是农民，只能卖土碗。

祖父早就打听好距彭县30里的郫县三道堰是个著名的水陆码头，方圆二三十里内没有一家卖碗铁的，在那里开一家碗铁铺，口岸一定不错；兼之当时柏条河波涛滚滚，船筏畅通，从下游的赵镇雇木船进货很方便；本钱不够也不要紧，早就熟悉供货方，先赊点土铁土碗没有问题。说干就干。

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春，祖父在三道堰场镇中心地段的湖广馆内租了两间小屋，添置了必要的方桌板凳等少许家具，连徒弟都不敢雇一个，虽说在新都已经娶了一个赵镇的女子刘氏，也就是我的祖母，但新都乡下需要她协助婆婆料理农村繁杂的家事，暂时不能让她到三导堰来洗衣煮饭照顾丈夫。祖父单枪匹马独自到这个冷冰冰的、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打拼，第一次出远门做生意，连个正二八经的当街的铺面都没有一间，要想挣一点钱真不容易。不仅需要毅力和勇气，更需要有个能给自己带来温暖的亲人的帮衬。困难可想而知。但祖父很自信，不怕孤独，不怕艰苦，决定一个人战斗！待运载碗铁的上行木船从一百多里以外的赵镇抵达三道堰大桥下游顺利靠岸后，祖父立即雇了两个挑夫，两三个小时，就把首批运到的碗铁，从三四百公尺以外的河边挑到湖广馆内一间小屋里码好。从此，祖父便在三道堰扎下根来。这家小店铺在屋外挂了一块招牌，名叫“庆昌隆”。祖父这一辈的排行叫“庆”，店名寓含他开的铺子将永远昌盛兴隆之意。

以上便是我们这一支曾氏后人定居郫县三道堰的最初情况。

祖父定居三道堰大约半年后，我父亲在新都乡下出生。农村孩子能够吃饱饭就不错了，很难与快乐的童年沾边，与你们这一代的娃娃根本没有可比性。我爸出生两三年后，他的弟弟又出生了，家里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最辛苦的肯定是我的祖母，她既要照顾两个幼儿，还得做好砍柴喂猪等农村妇女的日常功课。幸福，对拖儿带女的农村女人来说，似乎特别遥远，只能是个梦，而且是个想进入梦境都很难的梦。1916年，我的祖母刘氏在新都病故，年龄可能不到30岁，比你们在座的几个侄女还年轻。她过早离开了人世，对全家，特别是对远在三道堰的丈夫和嗷嗷待抚的两个儿子，绝对是最大的不幸；但对她本人，到底是悲哀，还是解脱？恐怕很难说。

这时祖父年仅30多岁，以后相继登门做媒的，不是没有人，但他已经习惯了孤独，至死不愿再娶，不想再给两个儿子找个后娘，决定既当爹又当妈，慢慢把两个儿子拖大。那时我父亲年仅7岁，下面的弟弟只有三四岁。祖父不能再给老家的爹妈增加负担，很快赶回新都将弟兄二人一起接到三道堰。此时祖父的境遇已有所好转，除了每年给新都老家贴补一些钱，刚到三道堰做生意时所借亲戚的钱，今年还一点，明年还一点，已经还清。现在家里人多了，不得不将湖广馆内的两间屋子改为住房，另在湖广馆左侧租了一间铺面。同时又从农村请来一个保姆，既煮饭又带孩子。没有翻不过的坎，日子虽然艰难，但总得过下去。

我父亲8岁开始在湖广馆内读初小（全称“初等小学堂”，学制四年）。1920年父亲初小毕业后，考入设在关帝庙内的“高小”（全称郫县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堂，学制三年；后来相继改为永定乡中心小学校、三道堰公社中学）。记得幼时在铺子上的柜台下面的乱书堆里，偶然翻到父亲读初小一年级时用的国文课本，第一课的课文标题是《开学》。至今记得课文是：“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 课文的右上方是一幅插图：一个学童背着书包，正恭恭敬敬地向一位身穿长袍马褂、戴着一副老光眼镜的老师行鞠躬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印象仍是如此之深。

1923年，父亲高小毕业后，祖父要他继续读书。可是当时郫县没有初级中学，只好步行到彭县去读初中。一年后转学到名气较大、设施和师资都很好的成都宾萌公学 (外省旅蓉同乡会创办，学制四年，校址在东较场附近的玉皇观街）读二年级。1926年毕业后，被同学介绍到刘文辉二十四军一个团部当准尉文书。不久，被保送进二十四军军事政治学校培训半年，然后被一位同乡介绍到宪兵大队第二连任少尉司务长（当时称“特务长”）。

父亲在部队中结识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叫何伯让，住金堂县槐树街（流沙河的老家也在这条街）。1932年，那时父亲已23岁，还是单身汉。何伯让叫他的妻子（姓陈，后来成了我的二姨妈）在邻居熟人中给我父亲介绍个对象。父亲的条件并不好，一是职务太低，在连队管后勤，大约相当于排长，算不上什么官，每月几个银元的薪水只够自己用；二是家住百里之外的一个外县乡场上，家中没有一亩田，只开了一间小商铺，算是低收入家庭，因此想替他找个老婆并非易事。无奈何妻是个热心人，见过我父亲，个子偏低，“三板板”人，但面容不错，看起来文雅而精明，谈吐也不俗，不像甘愿终生居于人下的没有志气的人。她苦口婆心说了两家，都被拒绝。第二家姑娘的母亲被何妻说得心烦，硬邦邦的顶了一句：“你把那个排官说得那么好，你家就有个现成的还没有放人户的四妹，为啥不把你妹妹说给（“许配”之意）那个姓曾的？”何妻也急了：“又不是让你女儿跳火坑，你以为我不敢，说就说！”何妻立即到距槐树街不远的余家湾娘家，向父母给四妹提亲。好说歹说，父母不知是欣欣然还是惴惴然，终于答应了这门婚事。

这年八月，余家湾这户陈家四姑娘，也就是我的母亲，顺利地与父亲成婚。婚后在金堂县住了三个月，父亲才把母亲送回三导堰。母亲是余家湾的美人，身材高，皮肤白，长得比较丰腴，外号人称“高白胖”，幼时便在家读过《女儿经》、《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等蒙学读本，可以毫无障碍地阅读《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聊斋》等历史小说。总之，她各方面的条件都相当不错，可能因为高不成低不就，二十一岁尚待字闺中。她嫁给父亲后，并不觉得委屈，与邻居的关系也一向处得很好。

父亲回到部队后，不久转到二十四军教导团第一连任中尉连附（注：连附无编制，其地位略低于有编制的副连长），大约一年后，刘文辉、刘湘叔侄为争夺四川霸主地位爆发岷江之战，这是四川最大的两个军阀之间的最后一次决战。刘湘联合邓锡侯、潘文华等部，总兵力达110个团，刘文辉四面受敌，全面崩溃，只剩下在西康的第二十四军12个团，被迫退到雅安。父亲所在的刘文辉部队在崇庆县三江口被刘湘收编。父亲一是思家，二是厌倦了军旅生涯，遂请长假从此离开了部队。

回到三道堰后，父亲经朋友介绍，到“西栅子”外的张家寺保国民学校教过一年初小。因为他当过教书先生，所以多年后，许多人仍然亲切地叫他曾先生。他一去初小就被聘任为“正教员”（那时的教师也要分等级，够资格的教师，方可评为正教员）。据1980年代新编的《郫县志》记载, 当时郫县的中学（初中）教师平均月薪15个大洋，父亲是小学正教员，估计月薪不会低于10个大洋，比在部队上拿得多，养活三口之家（当时姐姐已经出生）不成问题。只是中午回家吃饭要走三四里路，觉得远了些，附近一位姓朱的农民很敬重曾先生，诚恳邀请父亲在他家吃午饭。父亲要给饭钱，朱家人坚决不收。为此，父亲对这家人终生感激难忘。

1948年我到成都读中学，发觉有一位叫朱务才的青年，其时在提督街国民电影院（解放后改称军区影剧院）放电影，长期住在东御街父亲开办的信诚商号楼上，早晚都在我家吃饭，父亲待他很客气。我知道朱务才家住三道堰西栅子外，总觉得父亲与他家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但又不敢问。这疑问在心里一搁就是几十年。去年在三道堰与朱家的后人、老同学朱穆凯聚会时，朱穆凯偶然提到我父亲：“你爸年轻时在张家庙子教书，每天中午在我家“搭伙”，我们家一直不收他的钱，后来你们家发了，连同账房先生、徒弟、奶妈子总共十多口人吃饭，伙食又开得好，潲水的油气好重啊，喂猪安逸得很，好多人都想挑你家的潲水，你爸谁都不让挑，只让我们一家人挑，一直挑到三道堰解放。” 我忙问：“朱务才是你什么人？” 答曰：“我二叔。”这时我才恍然醒悟，原来如此！我明白了，父亲是一个懂得感激和回报的人。

1935年祖父中风去世后，无人继承父业（原有个麻子幺爸，此前已病故好几年），父亲只好辞职回家经营碗铁生意。他是做生意的料，生意越做越顺，很快雇了三个徒弟，几年内便在靠大桥不远处买了一块地，新修了几大间砖木结构的房屋，建筑总面积约四百平方米。增加了住房，厨房由原来的几平方米扩大到二十几平方米，专门堆放各种碗的碗屋由原来的十多平方米扩大到五六十平方米。屋后还有一个长方形的、面积约三四十平方米的花园。花园里有树、有花，大石缸里养着二三十尾金鱼。临街的铺面是比较气派的楼房。建房之初，有人悄悄告诉父亲：“街对面孙家的楼房在三道堰是最高的，你家的楼房不能低于孙家的，至少要比他的房子高两三尺，不能让人家压住了你，否则以后的生意不好做啊！”父亲觉得言之有理，果然将街面的楼房修得比对面的楼房略高一些。铺子里的货明显增多了。铺子右边紧靠墙壁处，堆满了大小不同、色彩有别、用藤子捆成十个一副的土碗。从颜色分，有青花碗、红花碗；从大小分，有品碗（装汤菜用的大号碗）、二碗（装一般菜用的略小的碗）、小碗（吃饭用的碗）。还有调羹（勺子）碟子酒杯等就不消说了。柜台临街的一面则堆满专供铁匠铺用的铁和钢。铁和钢也各有三种：铁有毛铁、板铁、条铁；钢有土钢、广钢、苏钢。生意日益兴隆，雇的管账先生和店员，很快增加到五人。

由于供货量增大，由赵镇发货到三道堰的周期，逐渐由以前一个多月缩短到二三十天。前文说过，木船抵达三道堰后，必须立即雇挑夫将碗铁一挑挑运送到家中。我家迁入新居后，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所雇的挑夫，竟然是两个地主。他们是两弟兄，也姓曾，哥叫曾树繁，弟叫曾凡清，未分家，本来住在距三道堰五六里以外的“石菩萨”（小地名），家中有100亩田，出租60亩，两弟兄自己耕种40亩。农忙时请几个短工（临时工）。种40亩田需要大量肥料，家里喂了许多猪，每年小春必须种20亩苕子作为猪饲料。弟兄俩每晚熬夜铡细如米粒的苕藤（猪草）。母亲怕两个儿子偷懒，亲自端一把椅子坐在厅房里监督，不到黎明鸡叫，不许两弟兄上床睡觉。曾氏弟兄绝对是勤劳致富的地主。无奈那时土匪猖獗，很不太平，深恐被“棒老二”拉“肥猪”（即害怕被被土匪绑架），弟兄二人被迫将全家七八口人全部搬迁到场镇上居住，住在我家紧隔壁。弟兄俩牛高马大，挺俭省，迁居到镇上以后，仍然穿得像个农民，一身土布衣裤，一个月难得吃两次肉，连茶铺都不进。家中的两妯娌也从不走东家串西家。弟兄俩在乡下劳动惯了，搬上街后成天抄起手耍，耍得磨皮擦痒的，遂主动到我家揽活干，想挣点苦力钱，将我家挑送碗铁的活全包了。

从此，每逢货船到三道堰靠岸后，铺子上的徒弟马上通知隔壁两弟兄。哥俩立即换一身干活穿的补巴巴衣裤，再换上一双边耳子草鞋，如果是夏天，连草鞋也舍不得穿，干脆打光脚板，各挑一副大箩筐，顶顶咚咚赶到河边去挑碗铁。四十多岁的两个地主，年龄已不小，但力气仍很大，挑起沉重的担子疾走如风。一船货不到半天就挑完了，汗水从头顶流到脚板心。后来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当个地主也并不容易。所以有人说，地主，不过是发了财的农民。

家里的土碗除了零售，还以批发价卖给一些小商贩。几乎每天早晨，都有两三个或四五个挑着竹筐的商贩，在徒弟带领下到碗屋，各自挑选自己需要的碗，或一二十副，或二三十副，分别挑到方圆二三十里内的一些乡场去贩卖，赚点差价。

做生意当然会有竞争。有一年，一位由徒弟晋升为管账先生的文某某，坚决辞职不干了，说是“外头拣个板，家中掉(丢)扇门”，要到外面去另谋出路。原来他早与靠近文昌宫处的一位姓孙的地主商量好了，一个出铺面，一个负责进货和销售，打伙开一家碗铺。那家碗铺开张之日，放了许多鞭炮，把一条街都闹震了。父亲并不紧张，家中所有的土碗立即大减价，一律按进价卖，不赚一分钱，甚至倒贴本也卖。不到两个月，那家小碗铺就自动关门了。我告诉听讲家史的后辈说，这就是残酷的商业竞争，取胜的当然多半是信誉好、实力雄厚的一方。人说“商场如战场”，真是一点不假。

1945年，父亲把生意做到了成都，在东御街68号开了一家铁铺，挂匾名曰“信诚商号”，是请四川大学当时的校长黄季陆写的。街对面是全市闻名的粤稥村牛肉馆，馆子后面是一家名叫“百老汇”的茶园。如果中午来了客人，饭桌上必然要添一两样菜，父亲会叫店员立即到粤稥村去端一大碗他特别爱吃的红烧牛肉或清炖牛尾汤，吃完饭就陪客人到街对面的百老汇去喝茶。百老汇向西三四十公尺，又是一家专卖蜜桂芳米花糖的名店。每逢假期，母亲总要带我和弟弟到成都去耍几天，几乎每天都要叫我到专卖花生糖、米花糖的蜜桂芳名店去买几条米花糖回来大家吃。信诚商号地处市中心，口岸还不错，雇了四个店员。

父亲同时要打理两家店铺，只好在三道堰住几天，又到成都去住几天。他去成都，必先坐鸡公车到郫县北门，然后换乘黄包车到成都老西门。那时从三道堰到郫县，泥土公路不到一丈宽，大坑小凼的，每隔几十公尺就有一条窄窄的过水沟横路穿过，沟上搭一根石条或石板，交通工具只有专门载人的有靠背的鸡公车，没有黄包车，更不通汽车，偶尔能见到一辆自行车或运载大米、原木之类的两轮大板车。若是板车，必须自带两块厚木板，否则遇到过水沟就麻烦了。路上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不太安全，时有拦路抢劫的匪徒。当时三道堰的乡警队有一个班的兵力，约十三四人，配有一支冲锋枪，挺神气的。父亲和乡长、副乡长私交甚厚。每次他去成都，为避免路上出事，常到乡公所请乡警队队长（副乡长兼）或具体管事的张班长派两名警丁，各提一支手枪，一左一右跟随在父亲坐的鸡公车后。推鸡公车的多半是那个步幅大、速度快，被称为“赵飞机”的壮汉。别人推车一小时约走十华里，他腿长脚板翻得快，一小时要走十三四里，所以父亲宁愿多出一点钱，也要坐他的车。两个警丁一直把父亲送到郫县场口上，父亲为表示对他们的感谢，各送一个大洋。乡警队有枪没有钱，警丁们虽然一天三顿干饭随便舀，但一个月未必能拿到一个大洋的薪饷。这趟差使很划算，所有的乡丁接到父亲给的银元后，眼睛都笑开了花。

有一段时间，父亲曾打算把全家人都搬到成都去住。有一天，一家人在宽敞的碗屋里歇凉时，我亲自听他对母亲说，最近在成都油市上做油生意（当时趸买趸卖的成都油市设于北门草市街留春茶园内），运气好赚了一笔钱，准备把家搬到成都去。但母亲对三道堰很有感情，不想去成都。在这个十分熟悉的乡场上，她每天上午不是在家打毛线混时间，便是到常有来往的几户邻居家闲聊；午饭后，便在家里与本街几位全职太太打小麻将。有时来的人较多，上不了桌子的，便坐在麻将桌旁“抱膀子”（当观众）。我家厨房与父母住的主卧室之间，有一块用“三合土”铺的十七八平方米的空地，上方盖着一个亭子式的大屋顶，太阳晒不进来，雨也淋不下来，空气和光线都极好，在这里摆一张麻将桌子打半天牌，边打牌边摆龙门阵，几乎成了她们每天下午定期开展的娱乐活动。有时还有几位未出阁的女士，包括在三道堰小学教音乐的一位姓钟的女老师，下午常到我家来耍。父母的卧房内有一架音色很好的风琴，她们或弹琴或唱歌，唱的歌全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比如《花好月圆》、《特别快车》、《美丽的香格里拉》等，听久了连我都会唱了。母亲喜欢热闹，下午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我家几乎成了这批不愁吃穿的中青年女性的休闲沙龙。母亲当然不愿离开三道堰这么一个温馨的环境，搬到方向都搞不清楚的成都去住。

有关父母的故事，我向儿孙辈讲了许多。还向他们谈起，人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好花不会长开，好景不会长在。几年后，一家人经受了难以诉说的诸多磨难，好在最后都挺过来了。但在这里不准备多写，后文再慢慢交代。我之所以要讲这些陈年烂芝麻旧事，其实是有目的的，决非简单的怀旧，也不是简单的诉苦，主要是想告诉儿孙辈，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要想创业，自己必须努力奋斗！《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得好：“流泪播种的人，必然欢呼收割！”

听完我讲家史后，双流县一位侄媳意犹未尽，上前对我说：“大舅，以前你写的回忆文章（指发表在《那年那月》书中的《沧桑岁月》），我们都喜欢看，连我娘家的人都感兴趣，希望你多讲一些过去的故事，你把它写下来嘛！”我很高兴这批年轻人并不认为我迂腐，老是喜欢回望过去。我回答：“我会写出来的，总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