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梁启超家族走过了近代，走过了现代，走进了当代。在他们身上，浓缩了一部百年中国史。在纷乱的历史线索中，梁启超的家族故事，凸显着真正的爱国者在历史变迁中经历的冲突与转变，困境与出路，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落……

而梁启超家族成功与失败的探讨更值得人们深思。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报刊上就不断批判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和梁思成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封建复古主义等，紧接着的极左错误行为，就是在历史理论上以梁启超为靶子进行群众性的大批判逐步发展起来的，当时，社会上狠批梁启超的“社会发展渐进论”“改良主义”，或用一些不实之词诬指他为“爬行主义”和“保皇派”，给他戴上“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等帽子。“文化大革命”更是以批判康梁“保皇派”为中心的时期和极左错误发展的疯狂时代。在这个时期，不辨是非的“革命小将”抓出梁思成，给他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牌子，同时抓出他的妹妹。往日备受尊重的兄妹专家，被挂上同样的牌子，被无理批斗，任意打骂，甚至多次被抄家洗劫，赶出家门……新会梁氏祖孙无一人能幸免，梁从诫的名字从此被歪曲为“梁三子”，批斗时挂在他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他们的人身及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梁从诫从内心里发出“文化大革命”使“梁家军全军覆没”的哀叹。这个哀叹被红卫兵知道了，又对他进行了批斗。

梁启超家族，百年祖孙相继，一心报国，却遇到数十年的动乱忧患。在动乱中，他们不仅遭到政敌的恶意攻击，也屡遭到朋友的误解、冲撞和践踏。从他们的生活遭遇等方面看，有人说，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祖孙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

那么，究竟何为成功？何为失败？

1927年初夏，梁启超在《北海谈话记》中对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同学说：“希望同学以改造社会风气为各人自己的责任……至于成功，是不可说的。天地一日没有息，我相信我们没有绝对成功的一日。我们能工作一部分就有一部分的成绩。大凡在新事业开创之时，或因开创者之期望过高而自认为失败，或因开创性事业触及反对者的利益而遭谩骂、反对和打击……”

梁启超最终被后人奉为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20世纪初期引领中国人政治前进的导师，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终生追求社会主义，但强调社会发展的渐进性和阶段性，提出借资本主义为过渡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的主张，反对激进极左的社会主义政策，他因此被打倒，并株连子孙。但历史让人们重新认识了梁启超，政治界认为社会发展阶段论、渐进论是正确的，学术界认为“梁启超是中国几代人心灵的导师”“行路当效梁启超”。人们给梁启超的这些崇高的评价，是梁启超的胜利，是他的成功。

梁家第二代代表人物梁思成，著名古建筑学家，院士，中国古建筑学的开创者，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曾以保护北京城的古建筑而闻名，也因此而被斥为“反动学术权威”“思想保守”等。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虽然被拆被毁，但当时，能否保住北京古城，并不是梁思成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如今的人们感到后悔而惋惜，不断追思梁思成，北京古城与梁思成的名字一起永垂不朽，这是梁思成的胜利。

梁家第三代代表人物梁从诫，开创了中国民间环保事业。他创造了“自然之友”，并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的同情、支持，为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他胜利促迁首都钢厂的壮举，促使首都发展模式从工业型向文化政治型转移，促使政府更加重视环保……虽然他的每项事业的成功都经历过挫折，但他笑到了最后，他是胜利者。

纵观梁家祖孙三代其他人的生活和事业轨迹，可见他们无论在何种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都始终坚持寒士家风，坚持报效祖国、报效社会的宗旨，人人都竭尽全力，都在中国近、现代成功开创了光辉的事业，为后人永远纪念。

考古学家梁思永

梁思永（1904—1954），梁启超的次子，生于澳门，母亲王桂荃。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思永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3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学和人类学系毕业后，回国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他首先到黑龙江参加昂昂溪遗址的发掘，曾主持山东章丘龙山镇和河南安阳后冈、西北冈等地遗址的重要发掘，并首先确定仰韶、龙山和商文化之间的相对年代，对我国考古事业的开拓与发展，特别是对新石器时代和商代考古有重要贡献。

其表妹李福曼1918年十一岁时来到梁家，与梁思永青梅竹马，并在梁家培养下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1931年与梁思永结婚。婚后不久，梁思永夜以继日醉心于野外考古，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中，患了感冒，未能及时治疗以致发展为急性胸膜炎，经住院抢救，才脱离危险。

1934年秋至1935年，梁思永主持安阳侯家庄西北冈商代王陵区的发掘工作，发现了大墓十座、小墓千余座，出土青铜器、玉器、石雕等珍贵文物。在大墓里发现被杀殉葬的人畜遗骨二百具，揭露了商代奴隶社会的真实面目，对我国的考古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梁思永带领妻子和女儿梁柏有随单位转移，自上海、南京、长沙、桂林、河内、昆明到四川李庄，沿途饥寒交迫、颠沛流离，在身患肺病的状态下，仍积极为出席1939年“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撰写有关龙山文化的论文。

抗战胜利后，梁思永的肺病更严重了。他从医学杂志上获知，切除七根肋骨可使患病的左肺萎缩，以便使健康的肺部发挥更好的作用。经妻子同意后，他去重庆医院外科切除了七根肋骨。梁思永强忍剧痛，闯过了一关，使他得以继续为中国的考古事业服务。

他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方近代考古正式训练的学者，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和现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他著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等，对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影响较大。

1949年后，梁思永躺着的时间比站着的时间多，他站立时已离不开拐杖。新中国成立后，他怀着欣喜的心情，放弃了八年多的闲居休养生活，带病出来工作，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服务。

1950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并制定考古工作计划，指导和关注野外考古工作，积极建议和安排培养大批青年一代学者。

李福曼为梁思永的事业献出了全部身心，成为梁思永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1953年，梁思永已进入肺病晚期，身体日渐虚弱，他终于发出“我奋斗不了啦”的叹息，于1954年4月2日辞世，年仅五十岁。梁思永一生忠于中国的考古事业，取得了杰出成就，遗体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抗日军官梁思忠

梁思忠（1907—1932），梁启超三子，生于日本，母亲王桂荃。

梁思忠少年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他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以及由总统和国会议员推荐学员就读的西点军官学校。他报考军校，梁启超是不赞成的，但作为父亲，梁启超永远不会强迫子女，他总是尊重子女们的选择。

梁思忠关心祖国命运的政治热情极高，决心学成回国报效。

1930年年初，梁思忠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军，很快成为爱国将领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的一名炮兵上校。

1932年，在十九路军于上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期间，梁思忠不幸患阑尾炎转腹膜炎，由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年仅二十五岁。

经济学家梁思达

梁思达（1912—2001），梁启超四子，生于日本神户，母亲王桂荃。

梁思达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留校做研究生，1937年硕士毕业。当时中国正兴起社会主义运动，他热衷于考察、研究与此相关的“农村合作”事业，成为“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会员，与人合作写成三十万字的《中国合作事业考察报告》，又写成《南昌县合作事业之检讨》。他主张合作事业由“官办”向“民办”发展；主张把民众被动的主要为经济救助的合作运动，改造成为民众自觉参与的合作事业；主张由单一的“信用合作”进而发展为“生产合作” “消费合作” “手工业生产合作”等，把合作事业当作一项长期而广泛的社会改造计划，主旨在调和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梁启超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规划有发展各种“农村合作社”事业，梁思达的研究，可说是继承父志。梁思达的这种经济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此后，他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及研究，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职。

1949年，梁思达在北京政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任职，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编辑工作。他曾参与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工作。

1965年他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

1972年他退休后住在北京。2001年去世。

梁思达晚年热心于饮冰室的复原工作，可见他对父亲事业的热爱。

火箭专家梁思礼

梁思礼（1924— ），梁启超幼子，生于北京，母亲王桂荃。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教授，院士。

梁思礼小名老Baby，中文叫“老白鼻”。当时他的大哥大姐们都留学海外，家里只有思达（十三岁）、思宁（九岁）及小思礼。小儿子梁思礼成为梁启超身边的主要乐趣。

梁思礼两岁多时，梁启超教他读了十几首唐诗，他转头就教给了他的保姆老郭。他告诉他爸：“老郭真笨，老把‘乡音无改鬓毛衰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就把抱着的小猫摔下地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梁思礼聪明可爱，可惜他五岁时，梁启超去世，姐姐思宁抱着他去瞻仰父亲的遗容时，他还以为父亲在睡觉，一个劲地叫唤：“爹爹快起来，娘叫你去吃饭。”

梁思礼酷爱音乐，八岁时就能哼出贝多芬的曲子《命运》。他学习勤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他高中毕业，他的妈妈王桂荃通过好友为他拿到美国嘉尔顿学院全额奖学金，他得以去美国留学。

梁启超1927年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希望孩子们中有一个学自然科学”。梁思礼便抱着工业救国的思想，改学工科。

1943年，梁思礼进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来又学自动控制。

1945年，梁思礼从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后入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系，获硕士及博士学位。

自中学以后，梁思礼受姐姐、中共党员梁思懿的影响很大，他在读博士期间，便参加了在美国的中共外围组织的活动，成为积极分子，经常动员中国留美学生回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和姐姐梁思懿同船回国效力，分别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

1956年，梁思礼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钱学森院长领导下任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参加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负责起草运载火箭的长远规划，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地对地导弹、导弹核武器、远程液体火箭、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副总设计师。

“文革”期间，因为梁思礼保聂荣臻，加上他是梁启超的儿子，大字报说他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

正当他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派人把他当作军内六级以上知识分子保护起来。但他的亲生母亲王桂荃1968年时已八十多岁，而且已到了肠癌晚期，仍被扣上“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的帽子，被查抄全部财产，被赶入阴暗的小屋，每天上街扫地，最终被折磨而死。

梁思礼说当时他虽没被关进牛棚，但行动上没有自由，不能回家吊丧。

他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没能在她身边，甚至连她的骨灰也没有收起来。”

梁思礼的唯一儿子梁左军，由祖母一手带大，祖孙天天在一起，感情特深。祖母的遭遇，对当时十岁的梁左军刺激很大，梁左军因此得了精神分裂症，后来就跳楼自杀了。

梁思礼刚过中年，既失慈母，又丧娇子，悲痛之剧可想而知。他虽有泪飞，但没伤志，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沉下心来，接受时代命运的考验，誓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1974年，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县养猪。

之后，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道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等。

梁思礼是我国宇宙航天界的开拓者之一。1987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他先后任中国航天部总工程师，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计委顾问。他是我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是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

由于贡献卓著，梁思礼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等，还是香港“何梁何利基金”获得者。

诗词专家梁思顺

梁思顺（1893—1966），梁启超长女，生于广东新会老家，母亲李惠仙。中国诗词研究专家，大学教师，中央文史馆馆员。

梁思顺在日本度过她的青少年时代，并就读于日本小学及师范学校，精通日本宫廷语言，会英语，自幼由其父梁启超教她熟读经书。

她特别爱好音乐和诗词，十五岁时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停学，在父亲梁启超的教育指导下自学成才。十八岁时她精选自己手抄的词作品千首出版《艺蘅馆词选》，1981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她曾在燕京大学教中文。

作为梁启超的长女，梁思顺是父亲的宝贝，深受父亲的影响，是父亲的秘书和日文翻译，也是父亲管理、教育弟妹的得力助手，对弟弟妹妹的成才起了重要作用。

梁思顺为人高洁，她虽在日本长大，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后，她拒任“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新中国成立后住北京，热心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曾任北京东城区政协委员。

图书馆学专家梁思庄

梁思庄（1908—1986），梁启超二女，生于日本，母亲李蕙仙。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学专家。

1924年，梁思庄随姐姐梁思顺去加拿大读书，后以优异成绩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文学学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学位。

她精通英语，也会法、德、俄语，擅长西文图书编目，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及有关书刊资料十分熟悉。人们称她的脑子“简直成了外文工具书大全了”。

此后，梁思庄回国，全身心投入图书馆事业。她曾在广州中山图书馆工作，先后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1980年，她代表中国图书馆协会赴菲律宾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梁思庄毕生后从事图书馆事业，编有《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东方学目录》，还有《非洲目录》《拉丁美洲目录》等，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思庄的丈夫吴鲁强，广东省开平县人，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后，1933年回国，任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二人结婚不及二年，吴鲁强不幸于1936年死于伤寒。从此这对美满的夫妻被无情地拆散，梁思庄与独生女吴荔明相依为命，孤苦奋斗，唯以为社会奉献为乐。

1981年3月，梁思庄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国际图书馆会议，4月14日，从南京坐火车回京途中，她既兴奋又劳累，当回到北大图书馆时，天色近晚，她坚持先到图书馆拿些工作回家干。当天晚上，她突发脑血栓，倒在厕所里。幸好家中有外孙杨念群，急忙呼救，将外婆送至医院抢救。梁思庄不幸瘫痪卧床长达五年之久，最终辞世。

梁思庄在事业上是一个成功者，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崇敬。当她病重住院时，图书馆同事一百多人次去轮流看护她。梁思庄去世后，参加吊唁的有谢冰心、雷洁琼等六百多人。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卧佛寺陵园父母的墓前，立有“梁思庄之墓”的小墓碑，坐南面朝梁启超之墓碑，表示安睡在父母的怀抱里。

社会活动家梁思懿

梁思懿（1914—1988），梁启超三女，生于北京，母亲王桂荃。中共老党员，著名社会活动家，全国政协委员。

1933年，梁思懿于天津南开女中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是“燕京三杰”之一。

梁思懿自1935年秋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后，与燕大黄华、龚澎（著名外交家）等人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任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是燕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36年，梁思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由于她对社会活动及历史学感兴趣，遂转入历史系学习。此后南下江西、上海等地，在妇女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

1940年4月，梁思懿在上海动员并送妹妹梁思宁参加新四军。1941年7月，她随丈夫张炜逊赴美国，1942年毕业于南加州大学历史系。后在芝加哥和纽约社会学院任教。同时仍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运动。

1949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携全家离美回国，曾任山东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白求恩医院教师、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1955年调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曾多次出访世界各国，并参加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各种会议，足迹遍及五大洲。

梁思懿1988年逝于北京。

新四军战士梁思宁

梁思宁（1916—2006），梁启超幼女，生于上海，母亲王桂荃。中老党员。

她十三岁时丧父。她上南开大学时，正值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平津，学校被炸，她失学了。她是梁启超唯一一个没有出国留学的孩子。她目睹日军的残暴，为了免受日军的欺凌，就想奔赴前线杀敌。她在给姐姐思懿的信中说：“我早也受不了亡国奴的生活了，帮我逃出去吧！”

1940年3月，由梁思懿介绍，在老革命家王若兰的带领护送下，思宁以南下上海求学为名告别慈母，冒着生命危险，经宁波、金华，最终至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司令部，在战地服务团做宣传工作。她深入群众，工作出色，在对敌斗争中机智勇敢，不怕牺牲。

1942年3月，梁思宁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四军七战七捷后，梁思宁随部队到了山东解放区，由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人事处处长安鼎铭介绍，1946年5月1日与山东省农业指导所主任章柯结婚，从此携手到老。退休后，两人在山东济南的干休所安度晚年。

1948年，在“三查三整”运动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因为她是“保皇党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的女儿”，被清除党籍。在蒙冤三十五年期间，梁思宁始终是一个勤恳、忠诚的勤务员。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3年，她的错误处分才被撤销，恢复党籍。

梁思宁在新四军是知名人物。陈毅经常到战地服务团来，对梁思宁比较了解关心。1950年代初期，在一次会议上，陈毅遇到了梁思成，说：“当时在我部队里，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就是你的妹妹；另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

1942年，时任中科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说：“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

事实上，梁任公的九个儿女，个个人品高洁、德才兼备。正当国家贫穷落后战乱不已，不少富家子弟纷纷移居或外逃欧美之际，他们留学而不留住，没有避难安居或发财致富，全都夫妻双双归国报效，艰苦奋斗，成就卓著，难能可贵。这是梁启超在中国家庭教育史上做出的巨大贡献，可歌可颂。

众星灿烂的第三代

梁启超家族的第三代共二十二人，他们所处的时代都与梁启超家族第三代代表人物梁从诫相同，他们全都坚持“寒士家风”，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完全相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勤奋好学，生活简朴，对生活及事业充满热情，努力奉献，为国家、社会和祖宗争光。

梁启超的第三代大都埋头奉献，不事张扬，处事低调谨慎。

梁从诫的姐姐梁再冰1948年离开北京大学西语系，1949年参加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一年。此后，长期出任新华社驻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等地记者，“文革”后与父亲失去联系，1969年回国继续在新华社工作，1991年退休，目前已是年过八十的老人，在北京安享晚年。

梁仁堪（梁思达之子）曾任中国商业贸易公司副总经理兼商业部驻香港华英公司董事长、中商企业集团公司副总裁、中国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联合会会长。

梁忆冰（梁思达之女），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毕业，曾任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研究员，对国家植物检验检疫政策的制订、调整做了大量的咨询和技术支持。

梁柏有（梁思永之女），抗战时期，与梁再冰一同在昆明和四川度过困苦的童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长期在植物科研部门工作。

吴荔明（梁思庄之女），北京大学毕业，长期任北大城环系教授，会说粤语，英语水平也较高。她少年丧父，跟外祖母长大。她的丈夫杨友骐是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教授，儿子杨念群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

梁红（梁思礼的大女儿），航天五○二所的技术骨干。

梁旋（梁思礼的小女儿），自创计算机软件公司。

梁氏第四代，也继承梁门寒士家风，洁身自好，艰苦创业，为社会多作奉献。

梁再冰的女儿于葵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现为美国一家公司的IT顾问。梁从诫的女儿梁帆，现在纽约市攻读博士学位。

至今，由梁启超算起的梁氏家族，已延续五代，其成员遍布海内外，共有九十九人，他们互相关心，组成一个温馨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组织，有一个族长式的领导，在梁启超去世以后，由年岁最长的梁思顺接任，梁家的事情，不论巨细，都放在她的心坎上，包括解决家族内就学、生活、爱情、婚姻上的疑难问题。梁思顺去世以后，由梁柏有、吴荔明、梁忆冰组成三人小组，处理梁氏家族的日常事务，使全族人员团结向上，和睦相处，传承新会梁氏的寒士家风，使家族文化发扬光大。这个家族人员的另一个特点：因为梁启超有一句“做官实易损人格”的遗言，所以，他们大多是大学教授、记者、行业专家等专门人才，没有一个充任行政官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