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10日下午，“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心脏病复发，在北京病逝。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湖南省凤凰县沈从文先生墓碑的碑文。墓碑背面，为沈先生妻妹张充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从文先生已经逝世二十余年，文学史已给予他公正的评价。从“桃红色作家”到“文学大师”，理解一位在20世纪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何其艰难。我们不妨聆听沈从文先生的长子沈龙朱先生的私人记忆，了解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感受沈从文先生由文学家到文物专家转变的心路历程。

父亲“从文”，我和弟弟都学理工科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女士在北京中央公园水榭举行婚礼。1934年，长子龙朱出生，1937年次子虎雏出生。

先有《龙朱》、《虎雏》小说，后有我和弟弟。父亲以自己的两篇小说名字为我和弟弟命名，可能希望我们能够从事文史和写作。但我和弟弟都没有“从文”，都学理工科。我1953年高中毕业，填报志愿选择医学和美术，后响应组织号召，为了参加国家建设，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我弟弟喜欢机械，不听父亲的劝说考高中上清华，而是初中毕业就选择了机械中专，1956年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开始工作。

《沈从文年谱》中有这样的描述：

沈虎雏报考重工业学校时，沈从文先生有些失落，尽管他已经预见到了。沈从文先生在《绿魇》中有一段文字描述龙朱、虎雏两兄弟：

今夜里却把那年轻朋友和他们共同做成的木车子，玩得非常专心，既不想听故事，也不愿上床睡觉。我不仅发现了孩子们的将来，也仿佛看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传奇故事在年轻生命中已行将失去意义，代替而来的必然是完全实际的事业，这种实际不仅能缚住他们的幻想，还可能引起他们分外的神往倾心！

我虽然没有学文，但父亲对我影响至深。父亲教会我们乐观，让我们学会了忘我。

1938年抗战时期，父亲只身一人前往云南，到西南联大任教。后来母亲带着我和弟弟辗转数地才来到父亲身边。父亲白天上课，晚上写作，几乎没有什么空余时间。每天晚上，我都会看到父亲伏案执笔直至深夜。父亲经常流鼻血，一劳累就会流。我跟父亲住在学校的那几个晚上，看到父亲几乎每晚都流鼻血。遇此情况，他只用冷水拍拍脑袋，鼻子里塞两团纸，又继续趴在桌上写，纸都被血浸透了，他也不会发觉。

父亲为人谦逊，一生随和。虽然见过极其悲惨的景象，但生活态度永远乐观。且对事情有自己的观点和评价，不受外界影响，可以说是一个随和又“顽固”的人。

父亲的记忆力特别好，我感到奇怪。他从事文物研究后，他为别人研究相关问题列的参考材料，总是细致到某书某年出版的某一些章节，他不需要查资料，一切都在脑子里。对此，我印象特别深。还有人到家里来请教问题，发现他（珍贵）的（论文）手稿，借走翻阅，一去不回，他也不计较，只是淡淡地说一句：他喜欢就拿去好了。

客居昆明，父亲带领我们“跑警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沈从文先生扮成商人，同杨振声、朱光潜、钱端升、张奚若、梁宗岱等先生结伴，挤上沦陷后第一列开离北平的火车，几经辗转，到达昆明。1938年11月，沈从文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张兆和带着沈龙朱、沈虎雏和沈岳萌、杨蔚（杨振声的女儿）一起，从北平到昆明团聚。1939年4月，由于昆明频频遭到日军空袭，沈家疏散到呈贡。

父亲从在青岛大学教书时开始，一直在杨振声先生跟前工作。1933年离开青岛大学后，杨振声在北平负责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父亲也参加教材编写事务。抗战爆发，父亲南下武汉、后又到昆明之初，都是在做教材的事。

初到云南时，我们住在昆明北门街一个院子里，集体开伙，同院好像还有邓颖孙先生和张充和等，后来到呈贡也住得不远，杨振声先生的大女儿就是1938年和妈妈、姑姑、我和弟弟一起从北京、天津、上海、香港、海防去昆明的。

沈虎雏在《团聚》里有这段岁月的描述：

全家在昆明团聚时，我俩的变化叫爸爸吃惊：

小龙精神特别好，已不必人照料，惟太会闹，无人管住，完全成一野孩子。小虎蛮而精壮，大声说话，大步走路，东西吃毕嚷着“还要”，使一家人多了许多生气！

我俩不顾国难当头，不考虑家中有无稳定收入，身子照样拼命长，胃口特别好。（爸爸写道）：尤以小虎，一天走动到晚，食量又大，将来真成问题。已会吃饭、饼、面。

爸爸说：“天上有轰炸机、驱逐机，你是家里的消化机。”

在昆明，父亲常带我上街，爱逛古董铺、古董摊，买瓷器、漆盒之类的东西。

因为昆明常有日军飞机轰炸，我和弟弟便随母亲住在呈贡龙街乡下。父亲每周都回来住几天，带着我们到乡野里去，捡块小石头，他告诉我们说是块玛瑙；采一个野果，他会说那是酸莓……我偶尔也有机会去昆明看望父亲，也跟着父亲“跑警报”。

一次，巴金伯伯去昆明看望萧珊，父亲邀他到乡下我家（呈贡龙街），我们曾同往一个叫乌龙浦的滇池边码头山上看风景，结果日机从头顶飞过去炸昆明，回来时，在我们附近还扔了一个在城里没有脱钩的炸弹，一位农妇被害。

对西南联大我们也有些无法忘记的东西。直到前一阵，一同游泳的一位老哥（大我一轮）还戏说我可以算他的校友，因为他是西南联大学生，后来上北大，而我是当时西南联大附小的学生。

风云激荡，我对父亲自杀不理解

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出现用大字报转抄的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动文艺》，并在教学楼前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这使沈从文先生感到极大的震恐，以为这是预示着对自己进行政治清算的开始，从而陷入极度的精神紊乱之中。沈从文先生于1949年3月6日第一次试图自杀，被家人发现制止。3月28日，沈从文先生在极大的恐慌中自戕，用剃刀把自己的颈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

你别看我是沈家人，过去，我读父亲的作品的机会并不多，更不要说深入地研究了。因为有机会读的时候，自己年龄还小，只是当做故事那么看下去，从好玩出发，其实我们当时更感兴趣的是《水浒传》、《西游记》。真正懂事一点以后，已经是北京解放以后，读书的注意力转向解放区新的作品，俄国的托尔斯泰、契诃夫，苏联卫国战争小说……家里虽然还有父亲的旧作，却已经没有时间和兴趣去关注了。因为是被批评的作品，甚至有些不屑去读它们。

1948年，解放战争在东北、华北取得胜利，傅作义的军队受困于北平，北平成了个孤城。国民党在市内的东单修建了临时机场（因为南郊和西郊都已经解放），对父亲来说这也是要做出重要抉择的时候，当时在北大教授宿舍的中老胡同的院子里，包括父亲和朱光潜先生，好几家都收到了国民党教育部陈雪屏派人送来的飞机票，要大家立即带着家眷南逃。但是父亲决定了不走，虽然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独立思考型的用笔方式已经难以继续，但是他相信新的社会会比过去好，尤其是会对下一代人（也就是我和弟弟虎雏）的成长有好处。所以他决定留下来迎接北平的解放。

北平面临解放时，北大民主广场上贴了好多壁报、标语，其中有骂父亲的。我想看个究竟，就专门去看了。回来后，我告诉家人：“挺长的，题目叫‘斥反动文艺，说爸爸是什么粉红还是桃红色作家，也骂了别人，不光是爸爸。”当时我实在不懂原作者郭沫若的权威性，又忽略了那个权威论断：“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这个结论对父亲意味着什么，现在回过头来看，懂了。我弟弟的文章这样描述这个“结论”对父亲内心的影响：“爸爸可受不了粉红色帽子，对这顶桂冠的分量，他心里一清二楚，又相当糊涂。天天轰然爆裂的炮弹他不大在意，这颗无声的政治炮弹，炸裂的时机真好，把他震得够戗，病了。”

可是，当时我们都不理解他。对于我们家其他成员来说，迎接解放是自然的、兴高采烈的事，是崭新生活的开始。人们用非常直观的对比来看待纪律严明的解放军。穿着朴素得和普通士兵一样、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共产党军管会干部，让见惯了国民党军队、官员、特务的我们大开眼界，佩服有加。大家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父亲却陷入诚惶诚恐，老觉得有人在窃听、偷窥、监视他。第一次他打算触电自杀，我把插销拔了，后来一直盯着。第二次他在巨大的恐惧中自戕，幸好在清华读土木系的张中和舅舅来到我家，及时发现，送医院急救。这一次我没有参与急救，因为我在上学。父亲脱险后转到一家精神病院疗养。妈妈入华北大学学习的日期推迟。

作为家人的我，对父亲也有一个逐渐理解的艰难过程。这里，我想引用我母亲张兆和在《沈从文家书·后记》中的一段话：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我母亲和父亲从认识到成立家庭，直到1988年父亲去世，相处和共同生活了近六十年，尚且存在理解的问题，对我们这下一代人，既有青年时期逆反的代沟，又有客观历史政治条件的束缚，那个理解就更是难上加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出版他全集的机会，我们也就不太可能认真去整理他的全部作品和遗留下来的大量书信，就不可能有现在对他的认识和理解。甚至到了今天，要问我对他理解到了什么深度，恐怕我真的不如一个曾经深读过他全部文章的普通读者。

父亲转行，从文学家到文物专家

1949年8月，沈从文先生病情好转，由郑振铎介绍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人事关系由北大转到博物馆。9月8日，沈从文先生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我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和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信中表示“文字写作即完全放弃，并不惋惜”。

全家人都针对父亲的问题发愁，劝说、辩论实际上使他感觉在家里也是孤独的。幸好在他病后有不少老朋友关心，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已经无法再在北大教书，他转到了历史博物馆工作，虽然离大家的期望还远，但总算有了进步。

我在1949年暑假参加了为青年学生举办的暑期学习团，天天带着小马扎，排着队，唱着革命歌曲去当时北大的民主广场听报告，彭真、刘宁一、艾思奇等这些解放区有名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家出面作报告，谈从猿到人，谈社会发展史，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开国大典前夕的9月，我被批准加入了青年团。凭着最初的信仰，我俨然觉得自己已经参加了革命，除了积极在学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还自以为是地在家里积极支持妈妈帮助爸爸进行思想改造。

我在入团以后五个月中开的会比父亲大半生开得还多。1949年12月，父亲在《政治无所不在》中有这样几句话写到我：“……一天总有事忙着。提起工作干部，照例充满着尊敬和崇拜，只想学干部忠诚刻苦为人民服务。我知道，政治浸入了孩子生命已更深。”

有一天晚上，我和弟弟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累极了，但很兴奋。上床后，和坐在旁边的父亲讨论问题。父亲在《政治无所不在》中写到这次谈话：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多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说进步不同，显然和孩子们所受教育不合。两人都说“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

于是我们共同演出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不多久又都睡着了。

这里反映了我们对他的好几种不理解：一是对他的改行去搞文物认为是一种逃避政治的消极表现；二是对他深层次的思索学习不理解，总觉得他太慢，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作家一样尽快转变，立即表态，拿出拥护党和毛主席的姿态来。

后来，令我们比较欣慰的是他有机会去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了， 1950年6月的《光明日报》还发表了他的表态文章《我的感想——我的检讨》。当时父亲有时会说他不懂“政治”，我们觉得这是一种不问政治的借口，凭着信仰，只要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解决了，政治有什么不好懂的?他尽管表了态，却始终没有能凭信仰来办事。他放弃写作，彻底改行，是他独立思考的抉择；他参加学习，也不是凭信仰去办事，不是只在表面喊喊口号，不是随意地使用政治观点去解释社会和工作中的问题，甚至连“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词都不太好意思直接说出口。可是他经过自己的思索把为劳动人民服务做在了实实在在的事情上，比如他当时算研究员，却自觉地去当历史博物馆的普通讲解员，默默地整理文物库房，登记文物目录，并从中汲取大量文物知识。

现在来看父亲的转行：一、他本来就喜欢文物；二、在写作上又有自己的看法，从“思”出发，如果不允许独立思考，他只好不写；三、《斥反动文艺》一文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给不少作家画线，已把他推到反动之列。

许多人都希望他能重新写文学作品（包括毛主席也曾亲口说），他也搜集过大量关于张璋的素材准备下一步创作，单位也给过他创作假，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拿出真正意义的文学作品来。一是无法用独立思考的方法办事；二是丢不开已经下了许多工夫而自己又是真的爱好的文物研究。

时代变动，遭遇“思”与“信”的矛盾

1956年，沈龙朱上大学三年级时，被批准成为预备党员。1957年的暑假，沈龙朱成了被批判的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沈家被抄家。沈从文先生在单位挨过斗，接受劳动惩罚去打扫厕所。继张兆和被下放咸宁之后，1969年11月30日，沈从文先生也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

我被定为右派分子，人们总会问是不是与家庭、父亲有关。其实毫无关系。在那个似乎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里，父亲能逃过一劫并非偶然。他也参加了政协，但他没有依附于政治的权力欲望，他的所有提案、建议都是从本职工作出发，提出往前看的希望和方法，他仍然像新中国成立前一样，始终看不上夸夸其谈的政客；反右中，有人上门来动员他大鸣大放，以为他新中国成立以来是受压制的。但被他谢绝了。

成为右派，原因恐怕还是在我自己。我当时正在做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一切从“信”字出发，党一号召要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我当然要带头响应。1958年春天，我被正式带上右派帽子，被开除党籍、团籍和校籍。我当时没有正式毕业，算是从轻发落，被提前分配到学校的机械厂劳动改造，当了第三车间钳工班的一名学徒工。这事肯定对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长时间待在西郊的学校不回家，只是用写信的方法把自己的事逐渐地告诉了父母，我仍然从“信”字出发，相信是我自己有错误，相信劳动可以改造自己，相信自己虽然已经不是党员，但是还会为革命干一辈子。

我的父亲在这件事上也仍然是从“思”字出发，默默承受着一切，也许他早就估计到我的人生里需要这种重大的挫折。

1966年，那场“文革”浩劫对许多家庭都是一场生死的冲击。反右中我一点也没有受父亲的牵连，“文革”中，我家却首先受到了我的牵连。我所在单位的红卫兵押解着我，让我带路，到我家抄家，这是第一次。随后，父亲单位的红卫兵又陆续清查了七八次。父亲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被扣留在单位“隔离审查”。我的妹妹因为来自被镇压的叔叔（曾参加湖南省起义，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平反）的那个家庭，被赶回老家去。家里的三间平房宿舍，被要求让出两间给造反派。放不下的家具只好转赠邻居和亲友，大量的书籍被查封搬走后，突然又被发还。因为房间太小，只能堆在院子里。最后，我的表嫂张梅溪（黄永玉夫人）借来平板三轮，我母亲和表嫂一起推出去当废纸卖了。

父亲在单位挨过斗，是不是也在脖子上挂过大牌子？是当做“走资派”的陪衬，还是以他为主？他从来都没有说起过，他只是很轻松地说，派他打扫女厕所，他是作为被造反派信任的笑话来谈的。他高血压，常常是一百八、二百甚至二百二。他带着没有书读、没有工作可做的痛苦，熬过了“文革”中的多次冲击；熬过了准备客死他乡、被疏散到湖北咸宁农村；熬过了一次病危。但最终他没有去走老舍先生最后走的那条路。

父亲老惦记着中国服饰研究尚未最终完成的任务。他从咸宁写信给当时博物馆的革委会，竟然要求调回来继续工作，在当时，这显得迂腐而可笑，根本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让留在北京的我转信给已进领导层的老同事，要求发还原稿，他好继续做下去。人家回答是：那份原稿还有待批判呢！在别人看来，这种回答会是多么沉重的一种打击呀。可他经受住了，自己凭记忆在恶劣的条件下动手整理相关的资料卡片。

父亲在咸宁五七干校的居住条件是什么样呢？有一年我去探亲，他正住在一间漏雨的旧教室里，他的床、衣箱、书桌、椅子……都架在垫高的砖头上，进屋以后必须踩着地面上像梅花桩一样摆着的砖头走路，因为地面全是淤泥。床顶上、箱笼上、桌子上空都蒙着或者用绳索牵拉着塑料布，厚的、薄的、透明的、带花的，怪不得在送他去湖北时我已经为他准备了好几床塑料床单，后来却还来信要我再买些寄去。我在那里还从床顶上为他弄掉一大兜雨水呢。我后来想，要不是因为有和他一同下放的同事，一位青铜器修复的老工人张师傅和其他好心人，那个在床顶上拉上塑料棚的工程，他自己绝对办不到。

想想我和父亲一起各自走过的日子，对比父亲的“思”，我自己为自己的“信”作了一个小结，那就是：“独立思考, 恐怕是要有一定的阅历的人才能真正作为办事的出发点；而信仰，则是年轻人、知识不够丰富的人最容易进入的状态。用自己独立思考去做事、为人很难；凭信仰则可以随大流，在团体或相同的人群中求发展。思索要独立；信仰则是集体。思索常常是叛逆的；而信仰则是温顺虔诚的，当然在发疯的情况下，也可能是凭借着集体的力量变成勇敢或者暴虐的。”

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变动中，恐怕都经历过这“思”与“信”的矛盾斗争。巴金先生在晚年写的许多文字，实际也是在反思这些问题。我想说，父亲的 “思”与我的“信”，真实反映在我们家的整个经历里，反映在我们对父亲理解的整个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