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霄是孙中山的密友，武昌首义“八大金刚”之一，辛亥革命甲等功臣，也是民初国会议员、洪帮大佬、抗战英烈……孙中山赞其“至可钦佩”，蒋介石称他“精忠报国”。最近，笔者专访了高振霄的嫡孙高中自……

高振霄生于湖北房县，早年就读于两湖总师范学堂和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先后参加同盟会与共进会，创建德育会革命组织。为了表达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决心，他特地更名为“高汉声”明志。接下来，他创办了《夏报》，襄办了《政学日报》《湖北日报》等革命刊物。武昌首义成功后，主持集贤馆，出任都督府参议和总稽查，武昌革命报刊当时称他为“八大金刚”之一。继而，当选国会与非常国会参议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护法运动。

联共支持“救国会”

早在1895年，孙中山为了组织会党革命，亲自加入了洪门并被封为“洪棍”（即元帅），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注入了洪门，使洪帮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支有生力量。

1923年4月，受孙中山之命，上海最大洪门（洪帮）组织“五圣山”在上海宣告成立，由孙中山的信徒、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走出的两位血性男儿向海潜（字松坡）与高振霄，分别出任“总山主”与“二当家”——副山主。

“四一二”政变后，高振霄愤然辞去国民党宪法委员会委员，退出政界。同时，正式将家人由广州大市路谢卓英故宅，迁往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晋福里”（今巨鹿路一八一弄景福里十号）居住。他一边在汉冶萍公司任清算委员会委员，从事“实业救国”活动，一边与章太炎、冯自由等名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1936年，在隆重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之际，上海各界正式成立了救国联合会。2月，职业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相继成立，都加入了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全国学联、全国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可是，蒋介石当局却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杨虎等紧密勾结，利用帮会势力反共。

高振霄出任“五圣山”二当家后发现，此时上海滩的四十多个洪门团体，山头林立、互不联系，有时甚至发生内讧，社会影响不断削弱，也不利于联合抗日。为此，高振霄利用其辛亥元老与国会议员的影响，与“五行山”山主汪禹丞一道，积极推动在上海筹建洪门联合团体。经过充分酝酿，于1936年在上海大境路关帝庙，召开了取义“同心协力，复兴洪门”的洪兴协会成立大会。当时的上海洪门中，向海潜、高振霄的“五圣山”势力最大，而汪禹丞的名望最高，因此会议推举向、汪两人为洪兴协会董事长。

洪兴协会成立后，事务所就设在浦东大楼“五圣山”的会所里。高振霄会同向海潜常派人到上海电车公司、棉纺织厂、怡和洋行等工厂企业中去，向帮里工人讲演洪门革命的故事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团结抗战的宣传。

这时，为了贯彻《八一宣言》，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张执一，于1936年夏秘密与高振霄接触，策划“洪帮”抵制“青帮”反共，一致抗日。

对于共产党，高振霄并无成见。早在1919年他创办《惟民》杂志时，就为苏俄革命鼓与呼。他在《社会主义与我》一文中写道：“俄之波尔失委克（即布尔什维克）是人类真正的幸福。”

在爱国问题上，高振霄更是毫不含糊。此次他通过与张执一倾心交谈，一见如故。高振霄当即表示，他看过中共中央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它反映了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心声。他自己也愿意协力襄助中共，为抗战尽一点绵薄之力。

言必信，行必果。不日，高振霄便邀约五圣山老大向海潜，与张执一、陈家康在自己家中秘密会晤，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抗日共识。张执一回忆道：

1936年夏天，我正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做干事工作，许澄宙前来找我……这时他正住在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晋福里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叫高汉声（振霄），是湖北辛亥革命老人……长期住在上海做“寓公”，搞“洪帮”，成为上海有名的洪帮头子之一。我到高家找许澄宙，认识了高汉声。经过我同高谈话，他表示愿意协助我们党做工作。从高的谈话中，其中有个最大的洪帮头子叫向海潜（号海潜），也是辛亥老人，原来是孙中山在长江一带搞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支柱……

在我认识高汉声不久，同我一道搞学生工作的陈家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被党组织分配去搞工人运动。当时上海工人中洪帮分子很多，他为了利用洪帮身份去接近工人，曾要党通知我，介绍他同高认识，打算通过高认识向海潜，参加洪帮。高汉声为陈家康介绍了另一个洪帮头子李凯臣（此人后来在抗战时跟汪精卫当汉奸，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逮捕，死在狱中），陈家康便参加李凯臣的“山头”，利用洪帮的名义去活动工人。我有时去高汉声家，争取他为我们做工作，在洪帮头子中宣传抗日反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向海潜积极表示抗日，高汉声便要介绍我同陈家康去见他，经党组织同意后，我们便同向海潜见了面，谈得很好，他表示愿意秘密协助我们党工作，我们就推动他支持“救国会”活动。

洪门的帮规很严格，是洪门长期以来形成的规矩，各种活动严加保密，多为地下组织活动。高振霄为了不连累家人，很少将外面的活动告诉家人。一般家里来什么人或者从事什么活动，妻子沈爱平总是主动回避，将两个幼小的女儿带到后堂去玩。但是，沈爱平早就知道丈夫与共产党走得很近，自己也与张执一夫人经常来往。至今，高家还保留着沈爱平给李先念、张执一的信件底稿。

质问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了，由全国五十多个来自全中国的团体代表出席，代表在会上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对抗日本侵略的政权。当时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人担任执行委员。

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八一宣言》之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而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也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当时急于清共的国民党，也得罪了上海的日军。当时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即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

果然，11月23日上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以“支持工人罢工，扰乱社会秩序，危害民国”的罪名陆续在住宅被捕，被称为“七君子事件”。

为此，中共在全国发动了向国民党抗议和营救“七君子”的运动。以宋庆龄为首，何香凝等各界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联名向江苏高等法院提出声明，如果“救国有罪”，大家都愿入狱，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高振霄作为民初国会议员与护法非常国会议员，立即表示声援“七君子”的爱国行动。

为了营救“七君子”，宋庆龄找到高振霄，希望利用高振霄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以及洪帮在全国各地的影响，参与营救。

高振霄早年一直追随孙中山，并在广州结为患难知己。孙中山曾复高振霄信：“兄等间关流离，不堕初志，至可钦佩。文力所及，自必为诸兄后盾，务期合法者战胜非法，统一乃可实现……”

他与宋庆龄也是旧识，当年高振霄夫人从武汉来上海时，宋庆龄和蒋介石、宋美龄曾亲自到码头迎接。蒋介石甚至尊称高振霄为老师。

高振霄受宋庆龄之托，亲自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劝其立即释放七人。当老蒋与他打哈哈时，他厉声质问道：“爱国难道有罪吗？如果爱国也有罪，那么你把老夫也抓到监狱里去好了。”

与此同时，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还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张执一也受命积极推动。宋庆龄甚至到苏州监狱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高振霄代表社会各界力挺。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高振霄会同向海潜于7月21日，致电声援北平宋哲元暨二十九军全体将士。次日，二人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表示“潜虽不才，愿以在野之身，统率海内健儿，与暴日一决生死，一息尚存，义无反顾，悲愤待命，无任屏营”。

再说经过中共与宋庆龄、高振霄等各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被释放。为此，高振霄特意在自己的住处设宴为“七君子”接风洗尘，并公开表示支持“救国会”运动。

“心腹大哥”领导别动队

1937年8月中旬，“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上海抗战力量，成立了江苏省军委，从延安调张爱萍任军委书记，张执一（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家康为委员。此前，中共中央由延安派刘晓、刘长胜到上海，由原来的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改为江苏省委，刘晓任省委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

这时，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也向蒋介石请命，获准赴上海联合各方势力和力量，防止日本在上海登陆。

1938年，随着战事扩大，五圣山龙头向海潜撤往武汉，高振霄接任“五圣山总山主”，并着手一些难民安置工作。考虑到高振霄已经年近六十，又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曾多次派人到家动员他向大后方撤退，但高振霄执意不肯。妻子劝说他不要再去冒险了，他说：“到了后方虽然安全，但是可以用于支援抗战的关系全没了，不能只在上海做寓公啊。”湖北的家人也担心焦急地劝说他尽快离开上海。他寄信给湖北的家中说：“无国哪有家？为拯救中华，驱逐日寇，视死如归。”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高振霄会同向海潜等帮会巨头发动的抗日力量，“有群众数十万人，听候点编指挥”。高振霄与向海潜的居所，成为帮助共产党积极抗战的一个重要据点。后来由张爱萍、张执一、陈家康、朱学范（后任邮电部部长）等人组织推动，向海潜、高振霄积极支持、资助并联合青帮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商会会长刘晓籁，银行界江浙财阀大佬钱新之等人，共同组织游击队——“江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建立数千人的抗日“别动队”武装。

与此同时，经过高振霄的耐心说服与巧妙安排，陈家康、张执一、王际光、余纪一等共产党人正式加入洪帮。经高振霄从中斡旋，由洪帮兄弟组成的“别动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由共产党人王际光担任，另有陈家康派去的一个姓林的支部书记，协助王际光进行工作。三个中队长和九个分队长都是进步分子，有的是党员，有的是接受党领导的救国会会员。第三大队完全控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手里。从此，他们公开以洪帮的名义，去活动工人，扩大抗日力量，坚持抗战活动，不仅“别动队总指挥部”没有派人过问过，何行健的支队部也没有过问过这个大队的内部事务。张执一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刚组织“别动队第三大队”时，向海潜曾一再嘱咐我们，必须以“洪帮”的面目出现，以免暴露身份。他提出要我们的干部取得“洪帮”身份，学点“洪帮”知识。考虑到如果我不带头，就很难说服其他干部，于是经过张爱萍同意后，由陈家康和我带领王际光等队长和分队长十多人，去向海潜家里举行入“帮”仪式，称向海潜为“大哥”，向海潜赐陈家康和我为“心腹大哥”，其他如王际光、余纪一等为“老三”“老五”“老九”不等。事后，向海潜对我开玩笑说：“这只是一个形式，你们这些革命党人不会相信这一欺骗人的落后玩意的，你们只会相信马克思。”向海潜当时找了另一个人，向我们讲了最简单的洪帮“规矩”，即所谓的“海底”，讲完就完事了。这些东西，我们以后谁也没有记住。

可是，在组建这支部队期间，中共内部却出现了分歧。那时，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他在党内以“真正布尔什维克”自居，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极右口号。在错误路线影响下，中共江苏省委军委的张爱萍、余立金等人，主张让出新成立的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权。对此，张执一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与上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言语中表露出对王明的不满。由于这场争论，他险些被王明开除党籍。高振霄得知后，向好友董必武报告实情。在董必武的保护下，张执一仅以口头警告“犯有自由主义”而渡过险关。

再说高振霄先生的种种抗日爱国行动，引起汪伪政府与日本人的不满，决定对其威逼利诱。1938年农历正月十一，一伙身挎匣子枪的日本官兵，全然不顾法租界之保护条例，公然闯入高振霄的寓所，大肆搜查并动用毒刑威逼高振霄交出共产党和爱国志士的名单。但高振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不吐半个字。

鉴于高振霄及其洪帮在上海的势力与影响，再加上身在外地的向海潜闻讯后，动用其洪帮在“七十六号”的兄弟营救，终于在三周后将高振霄保释出来。

为毛泽东表弟文强煽伪军司令耳光

1939年的上海滩，各种势力鱼龙混杂。汪伪政权正忙于要粉墨登场，是上海“孤岛”最为黑暗、残暴、残酷的日子。日伪为了重点打击国民党的地下抗日机构，镇压一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之残害达到了极致。他们采取收买、敲诈、绑架、暗杀等各种手段，拉拢和发展汉奸势力。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的张小通被汪伪特工逮捕后，被他们十分残忍地肢解几大块并以硝酸毁尸。

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和汪伪政权的暴行镇压下，许许多多抗日爱国志士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优秀分子或者被汪伪特务抓捕后杀害，或者在汪伪政权的威逼利诱下，丧失信念，感到抗战胜利无望，最终纷纷投靠日汪伪政权。上海孤岛成为一片焦土，在沉浮，在流血。

1939年8月，潜至上海法租界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在变节前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汪逆恐怖政策，日益加厉，因此请求中央速派妥员来沪主持肃反工作，鼓励民气，坚持阵线。否则阻碍甚多，工作不易开展。”于是，国民党派时任忠义救国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的文强，前往上海租界担任国民党抗日策反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要职。

文强是毛泽东的表弟，曾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就在文强假扮商人辗转赴上海租界途中，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沪西公共租界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今万航渡路四三五号），召开了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9月初，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李士群便在这里设立了特工总部。李士群在一次会议上高呼：“左手消灭蓝衣社，右手打倒CC团！”当时人们称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为“歹窟”“魔窟”，汪伪特工则被称为“沪西歹徒”。

文强一到上海就找到多重身份的高振霄，邀请他加入国民党策反委员会。高振霄虽然看不惯国民党军统与中统的做法，但他毕竟是国民党元老，又是为了抗日救国，他二话不说，当即应允。从此，他成为策反委员会的第三把手。

高振霄协助文强成功策反了多名人士。这年年底的一天，文强独自到南京路上去买帽子。不料，刚走出商店，他即遭到绑架。绑架者中的一人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文强参与组建的抗日别动队何天风支队的参谋主任李燮宇。李燮宇一伙把他带到了沪西百乐门酒店一个房间。进去后，文强才知道主使者是丁锡山。丁锡山原是在“八一三”抗战前，已被判死刑的刑事罪犯，被文强等人提议保释出狱，让他召集江湖上的匪盗团伙戴罪立功加入抗战行列。1938年春夏间，丁锡山曾受日伪南桥维持会长李天民引诱，率队投降日伪，编为浦东保安队。但他很快又设计诱杀了李天民及日军代表，率部反正，编为忠义救国军驻浦东地区的第八支队并任队长。1939年10月，丁锡山被已降日的原别动队上司何天风骗至上海。在日伪威逼利诱下，他再次率队降日，编为日伪和平反共建国军第十二路军，任中将司令。

文强到上海后，曾与高振霄商量，已将丁锡山列为策反对象，只是工作千头万绪，尚未来得及与之接触展开工作。

丁锡山之所以布置手下人绑架文强，是为了给他的结拜大哥何行健（号天风）报仇。何天风原是“八一三”抗战别动队第一支队队长，后来做了忠义救国军第二支队队长、淞沪指挥部指挥，后叛变投敌，当上了汪伪反共救国军第二路司令。就在几天前圣诞节凌晨，何天风与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陈第容（陈明楚）一起，步出沪西愚园路惠尔登舞厅时，突遭军统局行动人员开枪制裁。这一制裁行动是由陈恭澍领导的军统局上海区负责的，与文强的策反委员会无关，但因都是军统，丁锡山就把账算到文强头上了。

文强走进饭店后，发觉丁锡山反常，便趁丁不注意，一下子抢了丁的手枪。但由于丁氏人多势众，文强已经处于丁氏手下的团团包围之中。正在危难之中，突然，房门外闻声走来两个穿长衫马褂的老人。一个是龚春圃，湖南平江人，曾任吴佩孚手下的少将监务官；另一个就是高振霄。两个人都是上海洪帮头领，而且高振霄辈分比丁氏高。所以高振霄一进门，喝令堵在门口包围文强的几个喽啰退下。在问明缘由后，高振霄冲到丁锡山跟前，照着丁的脸就是“啪啪啪”几个响亮耳光，打得丁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继而，他指着丁的鼻子厉声骂道：“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就是文先生说的话。如果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看看你这身汉奸皮，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脱得下来。如果你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当汉奸，早晚有一天也会死在日本人的手中……”

这时，文强就将缴到手的那支手枪交给了高振霄，也对丁锡山作了一番规劝。丁锡山立即一骨碌跪在两个人面前，痛哭流涕表示悔过，其他喽啰见状，也纷纷跪下求两位大哥宽恕。

末了，高振霄与龚春圃两人护送文强安全离开了百乐门酒店。文强在《军统与汪特在上海的一场争斗》文章中记载：“委员高汉声，湖北人，民初国会议员，又是有名的洪帮大爷，清高自赏，贫病交加，颇有骨气的书生本色。”

后来，经过高振霄恩威并重的说服，丁锡山终于率部反正与日军开战。抗战胜利后，丁锡山不愿参加反共内战，投奔苏中解放区，并成为中共特别党员，任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化名丁旭文）。不幸的是，在他率部由海路到奉贤县秘密登陆时，遭国民党部队围剿杀害，成为一名革命烈士。

又一次，高汉声与龚春圃的侄子陪同文强到锦江川菜馆去共进晚餐，商谈策反事宜。他们坐在二楼特设的一间被女老板董竹君称作“特别间”的雅座（专供文人雅士、各界名流用餐，国、共两党的抗日地下工作者常以此作为谈话场所），忽听店伙计一声惊呼，只见有人影从窗外闪过，向文强开枪射击。原来一进餐馆时，高振霄就提醒文强：每当“特别间”有特殊客人用餐时，女老板董竹君都要派出店伙计在过道上巡视，一有伙计呼叫就要立即躲藏，使文强有所警觉。在伙计惊呼之时，他们迅速闪身躲到桌下。那天店伙计凭着经验判断，那个打黑枪的家伙是日本人，故出声报警，使文强逃过一劫。

由于此时的上海，早已在日本和汪伪政府的控制下，文强几次遇险后，于1941年奉命撤离了上海，但是高振霄依然坚守在“孤岛”。

丈夫营救李先念，妻子回敬江青之流

沦陷的上海滩虽是“孤岛”，但毕竟是国际通商口岸，拥有武器弹药、药品等重要战略物资。所以，新四军常常利用高振霄的特殊身份，将一批批急需物资运送到抗日前线。1942年下半年，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也秘密来到上海。可是，由于汪伪特工告密，李先念抵沪不久即被捕，关押在日伪军监狱长达三个月之久。因李先念坚贞不屈，日伪分子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高振霄闻讯后，一方面积极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密切配合，布置营救方案。另一方面利用打入“七十六号”的洪帮兄弟，与李先念秘密取得联系。因李先念的身份尚未暴露，高振霄利用特殊身份将其保释，并亲自将浑身是伤的李先念，接回法租界巨籁达路晋福里自己的家中养伤。

在此期间，高振霄一边派护卫日夜守卫安全，一边安排医护专门医伤护理，并抓紧时间筹备了大量抗日根据地急需的棉衣、药品等物资。

在高振霄的精心照料下，李先念伤病日渐好转。当李先念要求尽快重返革命根据地时，高振霄租用两艘大船、选派得力保安人员，将李先念和抗日物资安全护送至苏北革命根据地。

此后，高振霄先后还营救过时任上海敌后工作党的领导人张执一，党中央派往延安学习深造的十二名共产党青年干部，以及一大批共产党的领导及抗日志士。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张执一曾派秘书专程来沪，看望高振霄遗孀沈爱平并为其解决住房及生活等问题，以感念高氏当年的搭救及英勇抗战行为。

可是，在1970年代的“文革”期间，江青“文革专案组”，分别组成“李先念、张执一专案调查组”，先后多次来沪调查李先念、张执一在上海“被捕写自白书”“叛变”一案。当时，高振霄遗孀沈爱平亲自出面做证，讲出当时事实真相，为李先念、张执一洗清冤案。

宁愿饮毒酒，不做伪市长

高振霄先生的民族气节和抗日爱国举动，使日伪分子恨之入骨。只是迫于高振霄先生在当时上海社会中的影响，日军和汪伪政权对他既怕又恨，并百般设法拉拢。诸如，以“日中亲善”欺骗麻痹，拿重金诱降，许以高官，甚至委任其上海市长等，但均被高振霄严词拒绝。

1943年中的一天，一个日本高级将领带领十几个日本随从，抬着一大箱钞票与金银首饰，放在高振霄面前。请高振霄出任汪伪政府上海市负责人。高振霄斩钉截铁地答道：“非常对不起，我年事已高，不能替贵国做事！请把钞票及首饰全部带回去！”并接着说，“全中国人民都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金钱对我来说，视如粪土，没有任何意义。它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绝不会为这些龌龊的钞票和金银首饰丧失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良心。我要是收了你们的钞票，我将会成为一个卖国贼，遗臭万年！我要做一个清清白白之人，我就是死也要死得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绝不落骂名。”

然而，倭寇并不死心，多次前来软硬兼施，高振霄始终不为所动。在1945年3月的一天，日军最后通牒：再次设下鸿门宴，威逼高振霄出任上海市长。高振霄义正词严道：“中国的土地上岂能容得侵略者横行，中国的事情岂能听从侵略者安排！”在场的日军官兵气急败坏，大发雷霆，暗示日军特务在酒中投毒。

高振霄回住所后，腹部便开始肿胀。他清楚地知道，日本人终于对他下了毒手。但是，他执意不请医生，并告诉家人不准通知任何人，盘腿打坐，紧闭双目，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噩耗传来，上海各界人士奔走相告，沉痛哀悼，将高振霄先生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蒋介石得知后，亲笔为高振霄题写了“精忠报国”悼念。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特派蒋经国赴上海“接收敌伪财产”工作时，亲手将其题词转送高振霄遗孀沈爱平夫人。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则为其题匾：“忠贞体国”。后来这块匾被运到高振霄的湖北家乡，悬挂在家里的堂屋中央，以告慰这位抗战英烈的在天之灵。

辛亥百年，高振霄后裔高中自、王琪珉先后应邀参加了北京、武汉与上海等地的纪念活动，追忆首义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