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南京中央大学，父亲的光环，初次在大众面前照亮了我

王国维先生是我的父亲。

1913年的冬天，我在日本西京（京都）出生。虽然前后两位母亲莫氏与潘氏已育有四个男孩，也有过四个女孩，但四位女儿都夭折了。这样一来，我算是长女，因此，我最得父亲的宠爱。他说我是米里拣出来的一粒谷，很是难得。

父亲为我取名字，也是煞费苦心，以前女孩儿都取女性化的名字，但是我家的女孩不好养育，因此把我也排在男生的“明”字辈，取名“东明”。父亲工作之暇，常爱抱着我哼哼唱唱，随口就叫我“小姑娘”，全家都跟着叫，“小姑娘”就成了我的小名。

我七岁时，母亲要生六弟登明，就把我送到外婆家寄养。外婆家祖居浙江海宁城内，房子很大，我一去就不想回上海的家了。

外公是前清的秀才，那时他在住家的大厅设私塾，学生都是邻居家的孩子，我是唯一的女生。那些男生都很野。虽然入学时外公向大家介绍我，说我叫“王东明”，可是他们听到家人叫我“小姑娘”，也跟着叫，有时还拍着手、扯着嗓子唱。我实在生气了，就向“外公老师”告状。我本想外公一定会重重地打他们的手心，谁知道他把戒尺在空中扬了一下，训了几句就算了。表弟表妹们比我小了不少，也跟着叫我“小姑娘”，我就狠狠地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表姐，叫我表姐！”

小名困扰了我整个童年，一直到十三岁，母亲把我从老家接回北京时，家中帮佣都改口叫我“大小姐”，只有父亲母亲仍叫我“小姑娘”。父亲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去世。次年夏天，母亲偕全家返乡，住到外婆家。

十六岁时，我上小学五年级，“王东明”才正式成为我的学名。自幼到老，人们对我的称呼，实在很多。我最喜欢的是初入南京中央大学时，英语老师郭秉龢教授向同学介绍我的方式，他说我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长女公子”。因为开学时，郭教授出了一个作文题，好像是有关家庭的，我虽然没有写父亲的名字，但在内容上他看出了我的身世。父亲的光环，初次在大众面前照亮了我。

父亲在十八岁、二十一岁时两次乡试不中后，就不再热衷仕途了

父亲生于1877年农历十月二十九日（阳历12月3日）。他的童年颇为孤独，四岁时，生母凌氏不幸病故。当时他的姐姐蕴玉才九岁，本身还没有自理的能力，但已能照顾弟弟。

父亲十一岁前，祖父一直在外地谋生，因此，他自幼依赖祖姑母范氏并由叔祖母抚养，这形成了他“寡言笑”的个性。

父亲七岁入私塾读书，十一岁时，祖父奔丧归，遂留在乡里，日夜课子就读。家有藏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父亲儿时所不喜外，其余的书，每晚自塾归，祖父必口授指画，深夜不辍，诗文时艺，皆能成诵。祖父还教父亲骈文及古今体诗，为父亲日后研究金石、诗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父亲十六岁时考中秀才，与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三君，并称“海宁四才子”。陈守谦比父亲年长五岁，他后来在给父亲的祭文中曾说：“余长君五岁，学问之事自愧弗如。时则有叶君宜春、褚君嘉猷者，皆朝夕过从，商量旧学，里人目为四才子，而推君为第一。余最浅薄不足道，而君才之冠绝侪辈，叶褚二君亦迄无间言。”足证父亲当时是他们公认的四才子之冠。

父亲喜好看书，可以说是嗜书如命，因此他能博览群书，不受一家学说之牢笼限制。但他对于刻板的八股文却兴趣不大，因此他在十八岁、二十一岁时两次乡试不中后，也就不再热衷仕途了。

1898年，父亲二十二岁那年，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同学许默斋掌书记，因事返乡，请父亲代理他的工作。父亲遂前往《时务报》工作，虽然薪水甚微，但此行却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

到上海后，父亲开始学日文、英文，接触西方的哲学、科学，研究戏曲、诗文、金文、甲骨文。他不断地读书、研究、写作，直到过世，从没有停止过。

父亲跟随罗振玉，朝夕相处，相互切磋，罗振玉是父亲一生中不可或缺的人

辛亥革命后，父亲随著名的罗振玉先生和罗的女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携带家眷，东渡日本。父亲带母亲、四个哥哥及两个仆人共八口人，于1911年11月27日从天津搭日轮“温州丸”抵神户，暂居在日本京都乡下田中村。次年4月移居京都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八番地面临青山，地甚幽静。

侨居日本时，父亲的主要工作是为罗振玉整理从国内运去的藏书及古物。父亲与罗朝夕相处，相互切磋，结识了几位外国学者，受益颇多。当时父亲主要的著作除《宋元戏曲史》（初名《宋元戏曲考》）一书外，另集两年所作诗二十首成册，名曰《壬癸集》，还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并写《殷墟书契》两卷译文等。

父亲早年初到上海时，同时也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就读，受业于藤田丰八等人。后来《时务报》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关闭，罗振玉将父亲引介入东文学社，负责庶务，免交学费，因此得以半工半读。

东文学社除教授日文外，也传授英文、数理化等科。父亲从日本教师田冈佐代治的文集中学得有关德国哲学家康德、叔本华等西洋哲学。

1899年，安阳小屯发现殷商甲骨文，此后，父亲开始研究甲骨文。1900年，庚子事变，东文学社停办，罗振玉应张之洞之邀，前往武昌担任农务局总理兼农校监督，父亲应邀担任武昌农校日籍教员翻译。当年底，父亲受罗振玉资助，前往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次年归国。当时正值张謇先生创办通州师范学堂，经罗振玉推荐，父亲遂受聘担任教师，讲授心理学、哲学、伦理学等科目，因此得以进一步阅读康德、叔本华的著作。

1904年，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父亲前往任教，继续钻研西方哲学，撰写许多有关西方哲学的文章。父亲在江苏师范学堂讲学约一年，次年随着罗振玉之辞职而去职。

1906年春天，父亲随罗振玉到北京，仅数月，祖父去世，父亲即归返乡里守制，在家继续撰述。

父亲在家一年后，又于1907年4月前往北京，结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庆。不久，父亲即受推荐在学部行走，担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负责编译及审定教科书。

这时，父亲发表《三十自序二》，说明他的兴趣已从哲学转向文学，并有志于戏曲之研究。次年开始在《国粹学报》发表《人间词话》。

父亲一路走来，大都与罗振玉相随，可以说，罗振玉是父亲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

我们住在清华园的时间虽短，却享受了天伦之乐与童年时无邪的欢笑，但也相继失去了亲爱的大哥和敬爱的父亲

1923年4月16日，由于前清大学士升允的推荐，父亲被溥仪任命为“南书房行走”，赏食五品俸，紫禁城骑马。

因此，父亲在5月间从上海乘船北上，前往北京觐见溥仪，受命清理景阳宫等处的藏书。次年，罗振玉也入宫，二人共同整理清宫内府藏书。

1924年11月，冯玉祥率军进入北京，逼走逊帝溥仪，父亲陪同溥仪离开紫禁城，前往天津避难。

1925年2月，清华学校委任吴宓成立国学研究院，父亲应邀担任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父亲于1925年4月18日从北京地安门织染局十号迁居清华园西院，母亲则带我们几个孩子，于11月间来到清华园与父亲同住。当时我尚留在海宁外婆家，从母亲给姨妈的信中得知此消息。后来母亲又专程回海宁接我到北京，结束了我在外婆家的六年童年生活。

我们住在清华园的时间虽短，却享受了天伦之乐与童年时无邪的欢笑，但也在这短短的时间中，相继失去了亲爱的大哥和敬爱的父亲。和父亲最后共同生活的环境和事迹，以及当时印象最深的人和事，我都印象极深。

当年冬天母亲回乡带我来到清华园时，我们住在西院十六号及十八号。十六号是父亲的书房，为研究写作的地方。书室为三间正房的西间，三面靠壁全是书架，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南面靠窗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两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时用。中间为客厅，只有一张方桌及几把椅子而已。东间为塾师课弟妹处，厕所后墙开一扇门，通达十八号。

清华的大礼堂，是当时很有名的建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什么纪念日吧，请到了梅兰芳演唱《宇宙锋》，可惜当时我对京剧一窍不通，只觉得好听，梅先生扮相好看，非常像个女人。

大礼堂的工字厅是因整座房舍的结构排列像个“工”字而得名。父亲的研究室就在工字厅的西头，宽敞高大，书籍也不少。这地方，环境安静，很适合他在那里看书写作，也是与朋友、学生讨论问题的好地方。

父亲与赵元任先生、陈寅恪先生、朱自清先生，时有往来，他们的独特之处，在我脑海里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赵元任先生夫妇在清华时，是风头人物，无论衣着或行动，都很受人注目。他们夫妇两个性格并不相同，一个沉默，一个爽朗，但是那种洒脱及崇尚自由、互相尊重的德行，一直让人羡慕。他们如神仙眷侣一般。如今虽已作古，仍令人怀念不已。

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他在清华研究院任教时，尚未结婚，与赵元任先生比邻而居。他自己雇了一个听差，侍候自己起居，却在赵家和赵家人一起吃饭。

大约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朱自清先生家搬进了清华园西院十四号，我们与他家就成了近邻。他家孩子不少，且都是不满十岁的幼儿。朱伯母身体瘦弱，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衣着也是十分随便。我们经常看到她呼儿唤女地团团忙着。

现在这些人和我父亲都已不在了，当年那场景和场景里的人们真令人怀念。

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是谁，一个是我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先生

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先生，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吧。

每天早晨洗漱完毕，母亲就替父亲梳头。有一次，母亲事情忙完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父亲的回答很值得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当时不少人被北大的学生剪了辫子，父亲也常出入北大，却安然无恙。原因大概是他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外貌，加上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部分又都是仰慕他、爱戴他的。况且一条辫子并不能代表他的一切，所以没有人会忍心侵犯他的尊严。

由于他的辫子，有人将他与当时“遗老”们相提并论。他不满当时民国政府政客及军阀的争权夺利之种种行事，而怀念着清代皇室，也是实情。至于有人说他关心及同情复辟派，以及向罗振玉汇报消息，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之“书信集”中，或许可窥见一二。民国六年6月30日父亲致罗函中谓，沈曾植（浙江嘉兴人，清末大儒，其父为曾国藩的老师）北上参与复辟活动，其家人对父亲伪称赴苏。以父亲和沈曾植间私交之深，尚加隐瞒，可见父亲与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并无关联；说他热衷或参与政治活动，更属无稽之谈。

父亲对仪表向来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除布鞋外，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

那时，清华园内的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父亲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他外表的一部分，自日本返国后，任何时期他如果要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但那绝不是他所希望的。从他保守而固执的个性来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自然的事。这或许是父亲回答母亲的话的含义吧。

在清华时，最小的六弟已六七岁了，父亲没有孩子可抱，因此就养了一只狮子猫来抱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

我们住在城里时，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那儿的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在那里，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书店中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母亲只要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会提前替他准备钱。

迁居清华以后，他很少进城，到书店去的时间也就减少了。记得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母亲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一般，我想他一定是从这页书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资料。

我们小的时候，他一闲下来就抱我们，一个大了，一个接着来，他倒也不寂寞。

在清华时，最小的六弟已六七岁了，父亲没有孩子可抱，因此就养了一只狮子猫，猫的毛长得很长，体型也大，而且善解人意。只要有谁一呼叫，它就跳到谁的身上。

父亲有空坐下时，总是呼一声“猫咪”，它就跳到他的膝盖上。他用手抚抚它的长毛，猫就在他的膝上打起呼噜来。后来这只猫不见了，母亲找遍了园内各角落，又怕学生捉去解剖了，四处托人询问，始终没有踪影。

在清华唯一的一次出游，是与清华同人共游西山。那天，父亲是骑驴上山，母亲则步行而上，我和妹妹同骑一驴。我因脚踏不到足蹬，几次差一点儿被驴掀下来。虽有驴夫在侧，我仍然下来步行。妹妹以前骑过，已有经验，一点儿也不害怕。

我印象最深的是卧佛寺，金身佛像支颐（以手托下巴）横卧在大殿中，人与他一比，就显得太渺小了。一路上大人与大人在一起，我们小孩，自成一队。父亲那天玩得很高兴，其他印象，已无迹可寻。

弟妹们在家，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母亲怕他们吵扰了父亲，就拿了一把尺装模作样地要把他们赶回后院去。他们却躲在父亲背后，父亲一手拿书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使母亲啼笑皆非。

平常父亲休息时，我们几个小的，常围着他，要求他吟诗给我们听。那时我们不懂得吟，只说是唱，他也不怕烦。有时求他画人，其实他不会画，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即便如此，我们也满足了。回想起来，謦欬犹自在耳，昔日儿辈，已满头白发。

父亲为什么要到颐和园鱼藻轩跳昆明湖自杀

关于父亲自杀这件遗憾事，讨论的人很多，关于原因，也各有不同的见解，包括“罗振玉先生逼债说”“罗振玉先生带回女儿说”“殉清说”“时局逼迫说”等。我回想起来，可能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导火线则是大哥潜明突然病逝，大哥的妻子罗孝纯却被其父罗振玉带回去自己照顾，父亲因此受到很大的刺激。

1918年，大哥十九岁在上海结婚，大嫂即罗振玉的女儿孝纯。父亲与罗振玉先生初为师生，继为朋友，终为儿女亲家，关系实不同寻常。

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9月，潜明哥在上海突染伤寒症，本已好转，但实际并未痊愈。这类病在恢复期忌吃生硬之物。大哥喜欢吃硬饭，后来又发作了。父亲听闻大哥病危，即由北京清华园乘车赴上海，但大哥的病已无救。

父亲在上海为大哥主持丧事。罗振玉也到上海慰问，并安慰自己的女儿曼华（字孝纯）。丧事办完，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当时称之为“大归”。

父亲个性刚直。他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父亲受到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寡欢，而罗振玉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儿媳妇都养不起？”然后，他把大哥的抚恤金及其生病时大嫂变卖首饰的钱全部汇去罗家，而罗家又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就投湖自尽了。

母亲带着我们及教职员、学生等入园探视。时父亲遗体仍置于鱼藻轩亭中地上，覆以一破污之芦席，家人及学生莫不痛哭失声

夏天的清华园，在往昔平静的学术氛围中，增添了忙碌和紧张。1927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二），离端午节还有三天，谁也想不起过节，大家都在为清华园学院的毕业生忙。

学生们忙着向老师告别，请老师题字。父亲也为学生题扇。中午，举行导师与毕业生的叙别会，席仅四桌，席间父亲那桌寂然无声，因他惯常寡言笑，大家也习惯了。后来有位山西籍的学生听传闻说北伐军将至，怕时局会乱，请父亲去他家乡长治。父亲答道：“没有书，怎么办？”接着梁启超起立致辞，表扬学生成绩优秀，对清华研究院满怀希望，如“继续努力，清华必成国学重镇无疑”。父亲点头赞同。

下午，同学分别到各老师家话别。有几位学生到我家拜见，父亲不在家，经电话询问，知他在陈寅恪先生家。父亲得知有学生来家，当即赶回会见学生，恳切论学。

晚饭时，学生方告辞，晚上戴家祥（浙江瑞安人，历史学家、古文学家、经学家）等拜访父亲。戴家祥曾为文回忆当晚的情形：“是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于西院十八号私第，问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并论日人某研究干支得失。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父亲还告诉他们：“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

谢国桢（河南安阳人，著名明清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记述这次会面：“先生未逝之前一夕，祯尝侍侧，谈笑和怡，诲以读书当求专精。既而曰：‘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唯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盖先生之死志，着之久矣。”父亲送走两位学生后，回屋继续评阅学生试卷。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当夜熟眠如故，并无异样。

1927年6月2日（阴历五月初三）早上一切如常，父亲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那时我们兄弟姐妹虽没有上学，但必须与父母亲同进早餐，不能睡懒觉。

父亲餐后必至书房小坐，大概是整理些什么，如有东西需带至公事房，总是叫老佣人冯友跟随送去。但这一天，他是独自一人去的。到了研究院教授室之后，又与同事商议下学期招生事，并嘱办事员到家里将学生成绩稿本取来。昨夜他为谢国桢的纸扇题字，偶称谢国桢为“兄”，此时又慎重将“兄”字改为“弟”字。

一切料理妥当之后，他向研究院办公处秘书侯厚培借两元钱。侯厚培身边无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的纸币。当时教授习惯身边不带钱，侯也不以为意。两人谈话甚久，父亲走出办公室，就去清华南院校门外两旁守候的人力车中，雇车赴颐和园。进园前，命车夫等候。

父亲10点多钟走入颐和园，漫步过长廊，在石舫前兀坐沉思，不多久即步入鱼藻轩，吸纸烟。大约11时，从鱼藻轩石阶上跃身入水。有清洁工闻声即来救助，捞起后，已气绝。时投水最多两分钟，看来父亲死志已决，用头埋入淤泥中，窒息而死，因为那里水浅，死前背上衣服还未湿。

下午3时左右，颐和园中的工作人员问门口车夫，何故在此久候。车夫告知有一老先生命其在此等候。工作人员告知有人投湖自尽，叙述投水者衣着、相貌，一一符合。该车夫即奔回清华报信。

其时，三哥贞明刚从上海转到燕京大学准备就读，母亲久等父亲不归正感奇怪，就命他中午回家吃饭，到清华找父亲。在校门口问车夫，才知父亲早上搭三十五号车去了颐和园，遂西奔打探。途中正遇上三十五号车回校，车上坐着一名巡警。三哥认识这位车夫，待巡警问明三哥身份之后，一起折回颐和园，接着又到警察局备案。这时已是6月2日下午4时左右。

到了下午7时许，清华学校全校均已知晓此事。晚上9时，教职员、研究院学生二十余人，乘两辆汽车至颐和园。园门已关，守兵不许进入，经再三交涉，始准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及守卫处乌处长入视。

6月3日晨，母亲带着我们及教职员、学生等入园探视。时父亲遗体仍置于鱼藻轩亭中地上，覆以一破污之芦席，家人及学生莫不痛哭失声。

下午4时，检察官始至验尸，此时在父亲口袋中，搜出遗嘱一封，并现洋四元四角。验尸毕，即由校中员生及家人护尸至颐和园西北角园门处之三间空屋中，于此正式入殓。棺木运来甚迟，直到9时，才正式运柩至清华园南边之刚秉庙停放。

校中员生来者均执灯步行送殡。麻衣执拂，入寺设祭。众人行礼毕，始散，已6月3日晚上11时矣。是日送殡者有清华教授梅贻琦、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马衡教授、燕京大学容庚教授及研究院学生。

父亲死后，法医在父亲口袋中找到遗书一封，纸已湿透，然字迹清晰，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因为当时大哥已逝，二哥又在外地工作，所以写了三哥的名字。遗书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不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

父亲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连佣人亦不例外。由于母亲无心料理三餐，家中当时常不举炊，每天从“高等科”厨房送来两餐包饭，大家却是略动筷子，即又收回去。后来由钱妈把家事接下来，又开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来预约的各种菜蔬，再行自炊。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后，才能再漆，费时不少。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当时正处盛夏，辛苦奔波，尚在其次，最难耐的是庙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是早些时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中被枪杀的一名清华学生。因棺木太薄，又未妥善处理，远远就闻到阵阵尸臭，母亲亦未以为苦。

接着购地，挖掘坟穴，也是母亲在忙着。钱妈悄悄地对我说：让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亲又到坟地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不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

信中大致意思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靠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抚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我冷静沉着，叫我不要声张，即使在家人面前也不要提。

她问我与母亲交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和西院一号陈伯母（陈达教授的太太）、四号郑伯母（郑桐荪教授的太太）和南院赵伯母（赵元任教授的太太）三人比较接近。

我和钱妈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无法让她改变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嘴，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很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商量。

郑伯母叫我不要惊慌，说她一定尽力说服母亲，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份上，多管我们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劝解，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母亲的死志。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这才如释重负放下了大半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