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男，原名本尧，字警魄，后改名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今安徽巢湖）人。黄埔系骨干将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政治家，军事家，爱国主义人士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第五军军长，在上海抵抗侵华日军；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38年， 因失误导致“11.13长沙大火”事件而被革职。1945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1949年，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主席包尔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张治中在国民党任职期间受到蒋介石的认可和重用；但是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解放战争后，鉴于张治中对中国和平做出的贡献，被称为“和平将军”。有张治中故居留作纪念。 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

在黄埔军校：与共产党人“过从较多”

一九二四年春，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于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候，孙先生已决定遂行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时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如毛泽东、谭平山、李守常、瞿秋白、林祖涵、张国焘、于树德等都是中共党员。这是中国国民党联共政策的具体表现，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开始。

同年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我遂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注：初任政治部副主任，1924年11月任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

此外如恽代英、高语罕、熊雄等人，也是过从较多的。

不久，校内国共两党的斗争展开，在学生中分成两派，一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属于中共方面领导的；一是“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

至于我，实在说，是站在中间偏左，因此遂为双方所不满，特别是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我常加攻击。中共方面，在事实上对我表示不满的只有一次，就是一九二五年春天，戴季陶、沈定一到校召开座谈会，中共对他们很过不去，使其下不了台，最后是我出来解围。我当时所以这样做，只是基于一种感情作用，绝没其他含意。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客人，我们是主人，主人不应使客人太难堪（当然，我当时的立场是不明确的）。此外便没有听过他们对我有其他任何的抨击了。

因同情中共而被右派视为“红色教官”

斗争越来越尖锐，以后遂演成了廖仲恺的被刺，“三二○中山舰事件”（事后听说，当时广州方面逮捕恽代英、邓演达、高语罕和我四人的手令已下，后因我们不肯应约登舰谈话，蒋又恐强行逮捕，激起学生的抵抗，遂作罢论），周恩来的辞去政治部主任等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一九二五年夏，我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我的言论和态度，都大为右派所看不惯，因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把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我喊作“黄埔四凶”。

这时候，我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首先向周恩来先生提出。他当时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我回话。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大意如此，倘使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件事当然经过中共的讨论的。）

组建北伐军队时建议起用周恩来  却被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关系日趋恶化，我虽常常从中调解，终鲜效果。

一九二六年，决定了北伐大计，蒋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派我充任副官处处长，主管编制、人事和事务，并对我说：“你先权充任副官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组成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由张岳军接替。”

这时我就建议，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由周恩来充任，以便两党合作如初。

蒋说他准备要邓演达充任。我说邓可以带兵或者干其他工作，政治部主任以周担任最为适宜。

但蒋终不同意，最后表示周可以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

我又转过头来劝周，但为周所拒绝。

我认为周是很好合作的人，而蒋偏偏拒绝，当时极不以蒋的态度为然。同时我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一个大损失，而且也是促成两党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解放后，周恩来先生曾和我谈起这一段故事。

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北进展，不久就到了衡阳。

有一天晚上，我送蒋介石往长沙，在船上和他说：“我们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会师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蒋的答复是接连“嗯”了几声，没有具体答复。

1937年，张治中辞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职务，离开任教近十年的黄埔军校。其间，一直主张国共合作、希望团结统一后“埋头建设”的他眼看两党关系日趋恶化，深感“挤在夹缝里”“其痛苦真难以言语形容”。以下是张治中在回忆录中的自述。

国共关系恶化  张治中痛苦请辞

（北伐大军）到武汉后，两党的斗争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更趋激烈。有一天，蒋在汉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辞极其委婉而含意很锋利的讲话，更增加了我对两党合作前途的极大焦虑。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是日趋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至大。

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蒋率领大军进驻南昌。记得是一九二七年元月，蒋第一次叫我到南昌去，一见面就首先指斥邓演达的不对，说：“他的言论完全是在骂我。”

我当时还没有体会到他将会对我提出处理邓的办法，即急急为邓申辩，说这是邓的一时冲动，只要他能约邓一谈，自可冰释，力主他约邓来见，并且还劝了蒋很多的话。

蒋问我：“你真的主张我约邓来吗？他肯来吗？”我连答是。

回到武汉，邓已揣测到我去南昌的经过，就到我家里说：“我预备辞掉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我很坦白地说：“你不要持这种态度，总司令对你虽有不满，但尚无别意，你能到南昌和他谈一谈，一切都可以冰释。”他说：“我去？他会不扣留我吗？”他的话一出口，我便知道问题是僵了。

同年三月中旬，蒋第二次叫我到南昌去，一见面，劈头就对我说：“你要不愿意做俘虏的话，应该听我的话，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分校一千多学生中已有共党分子混在里头，你能一同带来最好，否则就只带学兵团来，我拨船给你们使用。”我看他的态度很坚决，知道抗辩无用，便姑且答应他：“我去想想办法看，但是这一着是不是会得到邓演达同意我不敢说。”

我打了一个电报给邓，便随即回到武汉。一见面，邓演达即和我说：“政治会议的意思，要你辞去本兼各职！”（武汉克复后便成立了武汉政治会议。）我觉得他的态度有点咄咄逼人，便也动了点感情答复他：“我不能向政治会议辞职，我不是它管的！我愿意辞，但应该向蒋总司令提出！”他说：“好吧，你写电报。”我当时就起草了一个电报交给他，事后知道他并没有替我拍发。

我既决心辞职不干，便召集全体学生告别。这是我最难忘记的一幕。在我把辞意告诉他们后，他们苦苦挽留，群情激越，其中多有痛哭失声者。但我还是坚决要走，并且用许多话说服了他们。

逃避乱局出国游历却“受了刺激”

当我离开武汉后，我就决心摆脱国内政治生活，到国外去学习。到上海时，我把这意思向蒋说了，他坚决不许，要我到南京去负责筹备一个掌管全军训练事宜的训练处。等我刚把这个训练处组织完成，蒋下野了。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赶办结束，积极准备出国。

在出国之初，我本来预定了一个考察和学习的五年计划，但是还不到五个月，便接到南京政府的电报，说是要我回国参加北伐军事。我没办法，只好匆促地从欧美兜了一个圈子就回来了。那是一九二八年的夏天。

这次游历也受了一些刺激，它使我的思想起了若干的变化。一方面看到人家科学与工业及种种现代化的建设，羡慕不已；同时也看到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的歧视，而愤愤不平，并慨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因而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团结统一，埋头建设，达到富国强兵的境地，使国家重新扬眉吐气于国际坛坫之上。

这种思想根源，似是一种以民族本位为出发点的国家主义思想。只看到国内外问题的各种现象，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症结所在。 

主动请调军校  躲开斗争风暴

由于这种富国强兵的思想的影响，一面加深了我对两党摩擦的厌恶，一面也决定了我今后半生的路向。当时我想，我是个军人，富国谈不到，强兵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回国后除了担任短短三个月的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外，即主动请调到中央军官学校服务。这一转变，使我度过了漫长的十年（一九二八年秋-一九三七年春）军事教育生活，并且以它作为躲避两党斗争风暴的安静地带。因为我在军校的十年，恰好是两党打得头破血流难解难分的所谓“十年剿共”期间，而我总是毅然决然地置身事外。

不过这一时期，我也曾五度出绾兵符，就是以武汉行营主任参加平汉之役；以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陇海之役；以第四路军总指挥参加福建之役；以第五军军长参加上海“一 · 二八”之役；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之役。除后两次是对日抗战外，前三次还是内战（我当时的看法是共不应剿，逆则当讨，现在看，当然是一种矛盾而又幼稚得可笑的糊涂观点），不过都与中共无关，而且每次战事告终，就立刻缴“令”回校，避免参与反共战争。

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事件以突发的姿态出现，同时也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在今天看，这一着实是中共伟大英明的决策，也是以后中共步步胜利的重要关键之一。事变发生之日，我正在苏州部署抗日军事。何应钦在电话上告诉我，并约我回南京商议所谓“讨逆”军事。我当夜回到南京。当时他们打算分三路向西安进攻，其中一路希望由我指挥，但是我反对，我认为这件事只应该用政治解决，不必采用军事方式。因为当时唯一着眼点是救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不惜以任何条件求得解决。但是当时同意我的意见的仅少数几个人，大多数人都不以为然。

这次事变是国内情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成。仅仅过了半年，当七七卢沟桥事变一起，国共两党就马上恢复了合作的关系。当时我正在宁沪一带继续部署抗日军事。

（文据《张治中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