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月的延安像江南一样下起了细雨，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飘舞不起而沾在黄土地上。水声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作响，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这是丁玲在延安写的散文《风雨中忆萧红》开头的一段描写。

此文写于1942年4月25日。从时间上推测，写此文时，毛泽东已经找过丁玲谈话。谈话的内容，丁玲说：“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是不是关于《“三八”节有感》所引起的关于批评人民内部缺点的问题，不得而知。丁玲生前未曾披露。当时曾就延安文艺界问题向毛泽东反映过意见的作家李又然说：毛主席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头一个就是丁玲。丁玲谈了，要她找艾青。艾青谈了，要他找萧军。萧军谈了，要他找舒群。舒群谈了，要他找罗烽……这样一个个地谈，问他们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类问题”。

李又然的上述说法，我认为须作些补正和说明：（一）除了和上述人员谈话外，毛泽东还找过欧阳山、草明、刘白羽、于黑丁等人，还找过他的老朋友、负责文化俱乐部的诗人萧三；（二）除了和作家谈话外，毛泽东还找过漫画家张谔、华君武、蔡若虹等人；（三）作家中，毛泽东最先找的是“文协”，上述作家除欧阳山工作单位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外，其他人均为“文协”成员。“文协”全称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成立于1940年1月。吴玉章任主任，丁玲和艾思奇为副主任。毛泽东特别注意向他们搜集“反面的意见”，他在“文协”作家身上花的功夫最多。待到毛泽东找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的人谈话时已临近座谈会召开了，而且不是一个个的个别谈话。毛泽东叫鲁艺副院长周扬，文学系教员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周立波、曹葆华，戏剧系教员张庚、姚时晓一起到杨家岭谈话。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谈话方式。各方面的相关人士都找来谈话了，而且又兼顾到“文协”与“鲁艺”两个山头的观点和意见。这是毛泽东高超的谈话艺术。

整整一个四月穿梭般地找人谈话。毛泽东只是听着，自己不说什么。他在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党的最高决策层中，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又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在做周密的战略部署。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讨论文艺界存在的问题，4月份至少有三次：4月2日， 决定在《解放日报》上设立批评与建议栏；4月10日，正式同意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界座谈会的建议；4月17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延安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情况。会后，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找丁玲和刘白羽谈话，说：“对于共产党员作家来说，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并提出共产党人应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起先锋作用。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整风初期专门召开这样大规模的文艺座谈会？它又与整风学习运动有什么关系？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李维汉后来的说法较为妥帖，他说：“整顿三风的主要目标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已经过十年的批判，再来一个总清算。具体到人，主要是当时的中年一代，而不是青年一代。因为刚一发动，就出现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所以他们反而走在先头。”

所谓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笔者认为在文艺界主要指的是1942年春天出现的那股现实主义批判思潮。

1942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边区美术协会举办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三人讽刺画展，展品内容主要针砭延安社会的某些不良现象。

3月，《解放日报》连发一组杂文：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以及稍后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4月8日）。这组集束性杂文的发表，既与丁玲为活跃党报《解放日报》文艺栏杂文创作的编辑方针有关，也是她“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的杂文思想的体现。

3月23日，中央研究院在整风开始阶段创办壁报《矢与的》，其旨意如发刊词所云：“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前碰出血来”。

与此同时，青年艺术剧院在延安试演剧目《延安生活素描》，其中《多情的诗人》《伤风病》《离别之夜》等的思想意识情调与延安基调相悖。

此外，还有创办即将一年仍在驰骋的《轻骑队》，还有晋东南文艺界……

这股文艺春潮汹涌而来，顷刻搅乱了毛泽东的整风部署，文艺界整风也随之僵滞。此时此刻，毛泽东灵活机动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在文艺上体现出来，他建议党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集中优势兵力先解决文艺界存在着的原则问题，然后再继续在全党开展普遍整风，这样阻力可以大大减少，整风也会势如破竹，按照预期目标前行。

与此同时，194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开始学习整风文件，丁玲被中宣部指定担任“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主任。“文抗”成立于1939年5月14日，它的理事人选包括稍后成立的“文协”和“鲁艺”的许多人。开始的“文抗”，实际上只是一个名义，后来隶属于边区“文协”。1941年7月改为独立工作团体。丁玲并不是文抗负责人，她说：“整风学习的时候，组织上还把我调到文抗去领导整风学习。”

5月21日，文艺座谈会休会期间，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文艺座谈会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给整风定位，明确指出“延安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很浓厚，整风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战”。

在诸多问题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文艺界整风和文艺座谈会主攻方向又在哪里？曾经为毛泽东整理座谈会讲稿的胡乔木认为：“不能拿王实味作文艺界的代表。”因为王实味当时是中央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专职从事学术研究与翻译马列著作，以杂文初涉文坛仅是偶然的客串。胡乔木说：“当时，主要是围绕两个人，头一个是萧军，然后是丁玲，还有其他一些人多少牵进去了。斗得相当厉害。”

当然，毛泽东高屋建瓴，开座谈会之目的是要解决整个延安文艺界的问题。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谈了他召开座谈会的思路：党中央对于文学艺术工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要让文艺家与在党政军经工作的同志结合，否则总是格格不入。文艺界严重的问题是，有的文艺家离彻底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还差得很远，不破除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任其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他们最基本的问题，是文艺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忽视革命也是比较严重的偏向。

需要指出的是，1943年4月22日，中央党务研究会通过电台发布的一份“党务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对文艺座谈会召开的背景阐述得相当清楚，它在列述“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如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会妨碍写作，如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如“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等，指出“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作为对待文化人工作的经验教训，又特别提出“把文化人组织一个文协或文抗之类的团体”，“长期的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也是不好的，害了文化人，使他们长期脱离实际，结果也就写不出东西来，或者写出的东西也是不好的”。

综观上述所引证的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的材料，就不难看到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所在。

在散文《风雨中忆萧红》中，丁玲流露出：不堪忍受这“不断的水的絮聒”，宁肯有“更大的风雨”、有“更汹涌的河水”的情绪。这是丁玲作为一个革命者光明磊落、战斗不止、生命不息的精神体现。

二

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会议厅召开，丁玲和文艺界一百多位代表应邀参加。

文艺座谈会分三次举行。5月2日，毛泽东致开幕词，会上萧军第一个开炮，引发正在作会议记录的胡乔木站起来与他辩驳。毛泽东非常高兴，斗争有了目标了，会后特地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5月16日第二次大会，主要是与会者对于文艺问题各抒己见。毛泽东只是坐在主席台上听，不动声色，骂到哪种程度，也没有说什么话。这是毛泽东的韬略和气度，先让大家鸣放，后由自己来收。5月23日最后一次会议，晚饭后，由毛泽东作“结论”。因与会者人数增加，会场临时搬到屋外的广场上。

毛泽东高瞻远瞩，把全部的问题归结为一个中心——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原则性问题之后，其他问题，如源和流、普及和提高、歌颂与暴露、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和两个标准、宇宙观与创作方法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经过一番激烈、紧张的斗争之后，毛泽东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格外高兴。他心情轻松，和与会者谈笑风生。在大会拍集体照时，他在找丁玲，问“丁玲在哪里呢？”当他看见丁玲隔他三个人挨坐在朱德旁边时，幽默地说了一句：“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据林默涵回忆，他当时正在毛泽东近旁，他说：“我印象很深，毛泽东当时诙谐地说：‘丁玲，你来，你来，和我一块坐，免得三八节时发牢骚。’”

在场的丁玲听到毛泽东这句话时，心里不知是何种滋味？是毛泽东在关心她，还是毛泽东不放心她？抑或什么都不是，仅仅是一句玩笑而已。丁玲在座谈会第一次会议(5月2日)上作了关于作家立场问题的发言。刘白羽后来略有所述：“在杨家岭礼堂召开文艺座谈会时，丁玲就旗帜鲜明地作了一个勇于剖析自己，而又维护党的原则的发言。”

座谈会结束后，丁玲回到文抗，继续领导整风。她本人在学习《讲话》的过程中，于6月写了《关于立场问题我见》。这篇文章是丁玲根据自己在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这是丁玲在座谈会后第一次公开亮相，给人一个判若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世界观、文学观发生蜕变，速度之快、变化之大，令人惊讶不已。

丁玲的“我见”，其实并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独立见解，只能看作是学习毛泽东《讲话》的一种过程，是她在反复理解与领会毛泽东关于“文艺服从于政治”“共产党员作家的阶级立场和党性立场”“学习马列主义”和“深入工农兵生活”种种观点的心得体会。然而，不能说丁玲没有新收获——那就是刻骨铭心于她后半辈子的所谓知识分子的“人格改造”，即“不是只变更我们的观点，而是改变我们的情感，整个地改变这个人”。

整风期间，丁玲颇为虔诚地写了两本学习心得《脱胎换骨》《革面洗心》。这是她学习毛泽东《讲话》和中央规定的22篇整风文件的思想结晶。

在文艺座谈会上，丁玲听了毛泽东的讲话，觉得他非常了不起，讲得很对，解决了很多问题。后来她对人（包括她的儿子）说：“毛主席最懂文艺了，他学识渊博，同他谈话，我觉得从知识上讲，我常常只是听众。”

“文抗”的整风尚算“和风细雨”，而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却是“暴风骤雨”。从6月初始，中央研究院整风转向对王实味的批判。性质由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托派”尾巴被揪住不放；会议形式逐渐扩大，座谈会变成了斗争会。

6月11日，批判王实味思想的斗争大会的最后一天，丁玲作了发言，题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

作为亲手签发王实味《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发表的当事人，这次发言难度很大，有一种涉险过河的味道。不过，丁玲掌握的分寸恰到好处。首先，她把火力集中在王实味身上，从思想上狠批他“反党”，从人品上狠批他“卑劣”“阴暗”。同时，丁玲检讨“文艺界”对王实味的认识不足、警惕不够，至今没有一个文艺家对《野百合花》《政治家与艺术家》两文提出意见，也没有一篇批评的文章出之于文艺家之手。最后她反省自己发表《野百合花》这样的“反党文章”，“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批判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坏文章”。在这次发言中，丁玲有斗争、有检讨、有解释，自然也有自我保护。从游泳中学会游泳，从斗争中学会斗争，文艺家的丁玲此时此刻或多或少也会点政治家的艺术。

值得注意的是，丁玲讲话的前一天，即6月11日的会议，丁玲说她本不准备发言，但是“事情发展到今天”，她不得不审时度势，不得不权衡左右。因此当机立断作了最后的发言。不难见出，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她的震撼力和威慑力是巨大的。我认为丁玲在发言收尾处所讲的那段话是虔诚的、真心的，带有浓重的忏悔意识，或更确切地说是悔过自新。她说：

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经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

1943年5月，“文抗”被撤消，边区“文协”只设立一个通讯处。丁玲到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和审干运动。

三

在延安时，丁玲和毛泽东接触较多，她对毛泽东也较为了解。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态度问题，丁玲后来说得很精辟，她说：“毛主席统率革命大军，创业惟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 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帮助这些人靠近无产阶级，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自觉地彻底地转变过来。”

毛泽东并不隐瞒他的观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坦诚布公地宣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其处事待人、其思考处理一切问题，均以此为基准。理所当然，他个人爱好和喜怒哀乐，总是服从于这个大前提。

丁玲何尝不晓得毛泽东也同样用这把政治功利性的尺子在衡量她，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在中央党校整风时，副校长彭真对丁玲说：“你以为毛主席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他也喜欢你？”丁玲深感彭真言之有理，毛泽东喜欢一切于党有利的，支持一切正确的，他不喜欢、反对、痛恨一切错误。

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中央已决定让丁玲下乡。整风结束后，1944年，丁玲主动去了工厂农村。从“官场”下岗的丁玲，没有了一官半职，重返她的老本行——写作。胡乔木建议她去写报道、去写工农兵。是年5月至11月，丁玲马不停蹄，足迹踏遍延安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手不离笔，日夜撰写，每月推出一篇，可谓高产。作品有《三日杂记》《田保霖》《二十把板斧》《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记砖窑湾骡马大会》《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等。她的身份似乎是新闻记者而不是一个作家。

毛泽东高兴了。他连续读了丁玲的《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夜不能寐，凌晨给丁、欧两位作家写信：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丁玲和欧阳山两人如期前往，毛泽东招待便餐。席间，毛泽东对丁玲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显然他在为丁玲的文学新道路而庆祝。

后来，毛泽东在干部会议和合作会议上多次赞扬《田保霖》，说丁玲还是个不错的同志，为了写文章，深入生活到农村，和老村长的那个生了大骨病的婆姨住在一个炕上也不嫌弃。稍后，陈赓将军告诉丁玲，毛主席在高干会上表扬了她，说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听了这些话，丁玲懂得毛主席对她的鼓励和鞭策。同时也感到欣慰，毛主席的讲话，对她是一种保护，至少为她个人在群众中恢复了声誉。她是多么感谢毛主席啊！

上述文章的大部分后来集结为《陕北风光》。丁玲格外珍惜，视之为自己有意识地实践《讲话》的开端。

1945年7月，丁玲重新主持“文抗”分会工作。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丁玲与杨朔、陈明等人响应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到解放区开展工作的号召，经党中央批准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准备步行去东北，沿途采写通讯报道。出发前，丁玲突然患痢疾发高烧，毛泽东闻讯后派人送来饼干和面包。任弼时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给丁玲开了介绍信，关照各大区中央局；朱总司令开介绍信给沿路驻军的关卡；博古则通知各地通讯社……后因热河被国民党封锁，丁玲被迫留在张家口开展工作。次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丁玲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到怀来、逐鹿两县参加土改工作。

1948年春夏之交，正在正定县华北联大修改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丁玲，接到中央的通知，赶赴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集中，参加蔡畅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匈牙利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6月15日，丁玲坐着胶轮大车去西柏坡。半途，遇到了坐汽车而来的几年没见面了的毛泽东与江青。毛泽东叫丁玲坐他的汽车，一道散步去。

毛泽东告诉丁玲，收到了前年她写的信，并表扬她说：“已经到了农村，找到了‘母亲’，写‘母亲’，了解土地。”毛泽东特地问起丁玲最近写的作品，答应丁玲要读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稿。

车开到了郊外。毛泽东坐在空地的躺椅上，兴致勃勃地和丁玲交谈着。他对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展、是停滞、是倒退，是好、是坏，历史会说明的。”毛泽东似乎怕丁玲不懂此意，前后重复了三次，并说：“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你是以作家身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是代表，代表中国人民。陈学昭也去，只能做随员，因为她没有工作，不懂得中国人民，不能做代表。”毛泽东衡量人的一把尺子就是看他是否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又问丁玲搞土改的情形，说：“你已经在农村十二年，可以，够了，以后要转向城市，要转向工业，要学习工业，要写工业，写城市建设。”坐镇在西柏坡指挥解放大军大决战的毛泽东，其思路比别人走得更远，他正在考虑建国蓝图，他要求丁玲同时也要求作家们要跟着革命节拍，实行战略性大转移。

与丁玲久别重逢，毛泽东谈锋颇健。他肯定丁玲走工农兵方向，又肯定她在文学大众化方面做出的成绩。他对丁玲说，你的名字是列在鲁迅、茅盾、郭沫若一等的……在旁的江青也表示愿读丁玲的文章。晚饭后，江青陪着丁玲去见周恩来与邓颖超。

那一夜，丁玲无法安睡，她实在太幸福了，她赶紧写信把幸福告诉当时正在正定的爱人陈明，让他与自己一起分享。信中丁玲说：“你看我多么幸福呵！我第一次就做了他的客人，就听了他给我这样多的鼓励，想着柯仲平为看见不到他而喝醉了酒骂人，我是多么的有运气，我并且同他约好，以后我要找他时，就在他散步时来。他也高兴的答应了。”

毛泽东对丁玲的长足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无论是当着丁玲的面，还是背着丁玲，他都是这么说。后来，甘露告诉丁玲：毛主席听了胡乔木等 人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得好”“可以发”的意见后，赞扬“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丁玲闻听后更是激动不已。

就这样，丁玲以她的实际行动重新获得了毛泽东对她的信任、器重、关爱和厚望，她沐浴着阳光、雨露，昂首阔步走进了1949年，走进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走进她人生里程中的第二次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