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沫的角度看张中行，自然有另一个结论。但他们都没有料到，彼此的分合，隐含了现代读书人的两种命运路向。

杨沫是在极其困苦的时候与张中行相遇的。她的家庭有着知识阶层的氛围，但人际间的冷漠、父母的恩怨给孩子带来的苦难是深切的。父亲是老北大的毕业生，后来做了一所学校的校长。他的婚姻并不幸福，与其相伴的却是宿命般的气息。婚后的美好不久就中断了，此后就是与妻子的经久不息的冲突。这些给孩子内心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最终只能是彼此分手，造成了家庭里的变态氛围。母亲经常打孩子，对子女是刁钻的。这引起了幼小的杨沫的反感。家庭对她是个囚牢，留下的多是痛苦的记忆。直到后来母亲逼迫杨沫嫁给有钱的人，她硬是顶了下来，那结果是逃离，自己靠朋友资助读书存活。我读到这些相关的材料时，就想起王蒙写的《活动变人形》，那时青年所处的家庭环境是残酷的，出走在他们那代人是必然的选择。不满的发生，既有社会的原因，与家庭结构的不合理也有关系的。这个不满在张中行那里显现为思想的沉思，己身的超然；在杨沫那里就是生活方式的突变，喜欢放逐自己，不安于固定了。她把这些经验后来都写到了《青春之歌》里。小而言之是为己，大而言之呢，是为社会，也就是革命了。

当张中行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彼此的好感是强烈的。张中行性格里有一种温情的东西在，温文尔雅的样子能包容着什么，这恰是杨沫过去没有得到过的。随着交往加深，她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内心的爱欲一下子被激起，很快就结合在一起了。她的儿子老鬼在《母亲杨沫》里写道:

杨沫很感激他，同时发现他虽是北大的学生，却没有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谦虚有礼；肚里虽有很多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的尊敬，绝不狎昵。

从相关的资料来看，杨沫是个很敏感的人，热情，好胜，内心有某些淡淡的感伤。喜欢读文学作品，对芥川龙之介小说的忧郁气氛颇感兴趣。芥川的自杀情结也传染了她，那是一种美的忧愁，还是别的什么呢，她自己也未必知道吧。而她这种敏锐而泼辣的气质，电光般地打动了张中行。新式的性情，毫无伪态的爱，都是在那时少见的。他那时正在读西方的书，神往于个性主义的世界。身边的姑娘的一切，没有旧式女子的气息，和自己的内心是契合的。最初的相处，他们相当地幸福。张中行曾为她写过几篇文字，爱意深深。还从乐府诗里找到心爱的作品，赠给这位年轻的姑娘。

老年的时候，张中行回忆起沙滩的吃与住，有着无边的感慨。“我有时步行经过，望望此处彼处，总是想到昔日，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欢笑，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泪痕。”美丽的碎片晃动着，照着昔日片刻的温馨，那些美丽的笑声与爱意的暖调，除了他们，我们是无从知晓的。

就他们自己来说，平静的读书的生活，和两个人世界，是一种快慰。他们从中都感到了一点满足。但情况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据她的回忆文字说，思想发生变化是1933年的那个新年除夕。她到妹妹白杨的住所，认识了几个激进的左翼青年。宋之的、许晴、陆万美等和她聚集在一起。他们有的是北平的左联成员，有的是报刊编辑。其中陆万美是陆晶清的弟弟，在《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任职，正关注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刊发的作品明显带有左翼的色泽。这几个青年的活泼、有趣，给她的印象是深厚的。不仅知道了人还可以这样地存活，而且重要的是，知道了一些新的名词和著作。像一粒星火，突然落入干柴里，她的精神被燃烧了。此后就是对那些左翼作品的渴求，连马克思的著作也开始关注了。苦难感深切的人，倘有敏锐的眼睛和救赎的冲动，很容易走向左翼的。那次除夕的聚会，她下意识地感到一种不满的召唤，自己就这样生活么？原来世界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啊。

阅读兴趣的倾斜以及人生观的变化，张中行不久就发现了。对杨沫的阅读兴趣他不以为然。以为只不过是流行的口号和教条而已，煽情的理论不能解决灵魂的问题。他觉得杨沫还小，没有受过学术训练，容易盲从。有时也劝她不要轻信。老鬼描述过这样的场面:

母亲没事的时候，就看各种革命书籍。一次，她因看书，忘了做饭。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还专心看书，不司妇职，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呀，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的皮大衣呀?

可以想像彼此的差异。杨沫对张中行的观点是不以为然的。她相信书本里的那些是对的，而张中行所喜欢的那些，对其一点也没有意义，几乎不能使自己飞腾起来。许多年后，当她写下那本《青春之歌》时，曾描述过两人的隔膜。她借着文学的笔，将当年的心理形象地描摹出来，直到晚年，对张中行那时的选择还是有微词的。

革命在那时是极其危险的。和李大钊一同被杀害的方伯务，曾在杨沫的母亲家避难过，她那时还小，对方氏印象很好。他的死曾给她不小的刺激。妹妹白杨认识的那些左翼青年，也是秘密从事文化活动的。他们的冒险和纯真，在杨沫看来有一种灿烂的美，心灵被燃烧了。人不该囚在家庭的笼子里，重要的是飞出去，那是怎样的痛快和欣慰呀。对革命的理解，她还是相当朦胧的。可是那个未来的召唤性的图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她。对张中行来说，拉回这个活泼的姑娘，是大难的。

无疑的是，杨沫在内心深处，是有小布尔乔亚的气质的。善于冲动，易被感染,喜欢幻想。女人身上的这一特点，很容易打动书斋里的男人。可是当这一切和政治发生联系时，人性的另一面就可能被焕发出来。丁玲这样，白薇也这样。在文学史里，这一现象给人的话题实在是多的。

《青春之歌》的感人地方，恰恰是写了小布尔乔亚与革命的关系，人性的与社会政治的因素得到了一次展示。只是把张中行的选择作为否定的原型来利用，就很简单化了。那是时代的原因，我们有时看着这些，只是摇头也是没有办法的。

无论今人怎样解释两人后来的分离，在张中行这样的当事人看来，自己选择的是疑的路，杨沫则是信的路。疑，就不轻易被情感的冲动所裹挟，在静静地思考里看人看事；信，就卷入时代的大潮里，去殉道于自己的理念的世界。个人的恩怨渐渐沉淀下来后，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与时代的痕迹。两人间的话题，一时是难于说清的。

解放初，张中行一人要供养八口之家。四个女儿、老母、岳母、妻子，都靠他的工资。过去是靠写稿卖稿为活，勉强凑合。现在不行了，那些没有马克思理念的文章谁要呢？于是只好想点办法。由于过去的关系，他曾认识编刊物的朋友张、马二君，恰好此时在天津办《语文教学》。

《语文教学》编辑部希望他帮助约稿、编稿，他一一应了下来。这是个繁难的工作，量大而重，业余时间几乎都被这些编辑琐事占据了。这项劳动的所获是每月可得三十元收入，加之《现代佛学》月刊的每月二十元，总算可观的。因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思想里总是认为，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报酬是理所应当，没有什么亏心之处，乃天理所然。但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都是公有的，个人的一切都是国家的，党的，经营自己的园地怎么可以呢?

1952年上半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张中行业余时间编刊物的事情泄漏，竟成为贪污问题遭到批判。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小组追问很快变为人数多的审问斗争。命令交代，其实情况就那么一点点，即使想多说以求上纲，也苦于想不出来。当然不满足，于是责令反省，即拘留在单位的一间房里，不许回家，专心交代。计住了四周，都交代了什么，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这其间，负责我这大案或小案的人必更加忙碌，是事后风平浪静，我的形象不再那样丑陋之时，其中一位告诉我，连我转致稿费的一件件都核对了，证明我并未中饱，我听了，只能报之以苦笑。

接着是审判，成立管制小组，每周写思想和行动的汇报，停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十六元，开除工会。一时沦为精神囚徒。审判会上，叶圣陶、胡愈之也参加了，定名为贪污分子。这个帽子让他不寒而栗，应当说是沉重的打击。凭血汗换来一点报酬，竟成罪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他由此知道，不仅思想上不能乱说乱动，行为上也应远离物质，清贫度日才对。老老实实地上班，安安静静地编书，不说、不做、不动为上，其余皆可得祸也。先前读《史记》，看到定于一尊的画面，不太了然，现在似乎明白了。日光底下无新事，昨日如斯，今日如斯，大家还在可怜的世间，明代的野史，有清的笔记，都写过类似的故事。原来生活竟是这样！只有经历了人生，才知道中国文化原来是些什么颜色。

1952年的打击使他变得格外聪明。此后是倍加小心，他知道不能再惹是非，否则八口之家难以活命矣。钱牧斋经历了三乱之苦，只好读读佛经，沐浴着神光，聊以度日。顾炎武能做的除了悼念昔日的时光外，只是苦苦著书了。张中行知道，和那些前人比，自己更下一等也，有什么为生的资本么？想了想，都没有了吧。也只能做一个顺民，别人说一，自己也喊一，决不说二。虽然知道是逢场作戏，也只好如此。许多年后，他看到那些直面人生不怕苦、笑对死的英雄般的人物，大为佩服，但却不赞成。为什么呢？乃不希望无谓的牺牲，那对生命是太不公平了。

所以，到了1957年，组织号召大鸣大放时，许多知识分子出来讲话了。出版社一些善良的人也纷纷响应组织号召出来提意见。他却警觉地沉默着。知道祸从口出，不可乱说。他回忆道:

这其间，我曾见到邓念观老先生，谈到整风让提意见的事，他千叮嘱万叮嘱，说:“千万别说话，逆耳，抓住把柄就不得了。”我们不是英雄所见略同，而是弱者所见略同，于是制定战略，是争取不说话。想不到听取意见的诚意或热情竟表现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办法是由党办公室安排次序，每天请一些人去开会，一个一个发言，提意见，党的书记面对小本，记录。这一关不好过，但总得过，也就只好下降为战术，挖空心思，想想说什么。惯用的只是歌颂成为文不对题，因为人家要求说的是缺点。为这件事，记得有几天，钻到被窝里不能入梦，因为要翻来覆去编造。丑媳妇终于不免见公婆，是有那么一天，接到开会的通知，让去给党提意见。会开始，我退避三舍，只倾耳，不动口。到了晚饭之时，还有两三个没发言，书记宣布散会。我怀着侥幸心理，以为这样就过去了，但也拿不准，所以还是有些心不安。只是一两天就明白，因为又接到通知，还要参加会，提意见。应该感谢我的胆战心惊，迫使我到发言之时，竟至扔开作文教程，你让我说缺点，我还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记得最重要的一句是“成绩是主要的”，末尾夹带一点点鸡毛蒜皮。书记照样记了，没说我的大作文不对题。其实还没有所谓右派之冠，我过了函谷关，怀着胜利的喜悦，下班回家，面对妻女，喝二锅头一杯。

事情不久就严重了，果然更大的风暴刮来，身边的同事一个个落马，打成右派。不久就是遣送乡下，流放天边。他暗叹自己的侥幸，每日如履薄冰，似乎总有一把剑会从头上掉下来。每每思之，如坐针毡。

出版社有一批人被定为右派，他的外单位的几位好友也未逃此劫。有的发配远走，有的卧轨自杀，其状惨极。社会上的那些大右派，有的本来就是闻人，自己并不感兴趣。对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很隔膜。所以就说不上刻骨的疼痛。可是身边的几个好人，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者，也遭苦难，对他的刺激就不是一般的了。

他熟识的许多人成了右派。叶恭绰、启功等都被厄运所扰。他自己也不太敢与这些人频繁地往来了。那时也不断传来右派的死讯。他所在的广播局系统的一位叫王冶的人，在被划为右派一周之后，精神崩溃，杀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然后自杀。张中行母校的情况更糟，陈奉孝先生在《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中介绍，哲学系的黄宗羲、西文系的顾文选、中文系的林昭、化学系的张锡琨都被先后枪决掉。张中行从身边及周围的世界里，嗅到了一股腥风，他知道，默默地活着，默默地死，也许就是自己的现在与未来。

与张伯驹、叶恭绰、启功这样的人比，他算幸运的人。可是这是由大苦换来的，合算还是不合算呢？较之三十年代初的北大气象，人已不像人的模样，许多精神的墙坍塌下来了。

这时候他的业余生活，有的是被访友占据着。一是一些居士，宗教界的人士，身上还有点古风，愿意和他们聊聊。一是被社会遗弃的学人，比如周作人。周作人对他似乎成了一个偶像，那么安宁地呆在苦雨斋里，磁石般地吸引着他。每次到八道湾，都是愉快的。他问，周氏答，气氛不太活跃，彼此都有点含蓄，师生之道还是有的。周家人给他的印象很好，不像外界那么妖魔化的描述。进八道湾后，羽太信子先倒上一杯茶，然后离开。周作人和蔼地坐在一边，对这位青年的印象是深的吧。那时候能不怕世人的势利眼，敢和一个汉奸往来，是要有勇气的。不知道每一次他们都谈了什么，八道湾的气息对张中行来说是爽目的，他在与老师的对视里感到了精神的平静，似乎那里有自己真正要的东西。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去八道湾看周作人，对时局无奈地聊了半天。后来他对我回忆说，周作人讲到文坛几个走红的人物时感叹道：鲁迅要活着，不会这样的。（孙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