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清朝名臣曾国藩的外孙女，上海道台聂缉椝的女儿，一出生就自带光环。她结婚，国统区总统夫人宋美龄给她当伴娘；她追星，外交官顾维钧帮她牵线好莱坞；她的丈夫周仁是中国现代科学先驱，她的两个儿子分别毕业于清华和北大。她诞生于20世纪初，活到88岁无疾而终。她叫聂其壁。

最能干的妻子

欧洲起战事的时候，国内也不太平。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仁的研究所得从上海迁往昆明。大量的仪器设备和书籍资料被打包放进几个大箱子，先走船运，送到越南河内，然后再转乘火车前往昆明。

当时的越南是法国殖民地，在火车站管事的都是法国人。于是，聂其璧充分发挥了她的外语和外交天赋，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很快就搞定了站长，为他们专门调拨了几节车厢。

周仁和他的同事们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夫人原来还有这般本领，为我等书生所望尘莫及。

聂其璧就是这样一个精力旺盛闲不住的夫人。在昆明的时候，因为两个儿子都跟着学校转移了，所以家里只剩她一个。

与其闲居不如出去发光发热，于是她自告奋勇给周仁当起了司机。每天都开着“昆明NO.1”的豪车，送丈夫上班，研究所和钢铁厂两头跑，忙得不亦乐乎。连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三公子都对她赞叹不已——这位上海来的夫人真是了不得。

在妻子的大力支持下，周仁带领员工，生产出自流井提盐卤用的钢丝绳及其他合金钢产品。其中的一部分产品成为了军用钢材，在实业领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周仁的军功章里有聂其璧的一半。

最厉害的母亲

聂其璧在闺中虽然有着“叛逆少女”的称号，但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优秀传统女性”该有的样子。她表面上不服从母亲的家规，实际上却在以实际行动向母亲重视教育的三观致敬。

聂其璧的母亲曾纪芬曾经说过：“教导儿女要在不求小就而求大成，当从大处着想，不可娇爱过甚。尤在父母志趣高明，切实提携，使子女力争上进，才能使子女他日成为社会上大有作为的人。”

聂其璧从来没有忘记母亲的教导，在她的监督和教导下，三个子女都养成了积极勤奋、乐观进取的性情，陆续考进了高等院校。除了女儿周霞华早逝外，两个儿子都成了著名学者。大儿子周麒毕业于清华大学，解放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当教授，同时是《机电字典》的执行主编，还是一个桥牌大师，有桥牌国际裁判的任职资格。小儿子周夔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成为著名的珠算专家，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得以发扬光大。

更难得是，善良大方的她还把保姆老邹的干儿子培养成了公司经理，把管家沈乃辅的儿子培养成了湖南矿冶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

识大体是真

聂其璧把丈夫的研究所当成了另外一个家，将周仁的同事们当成家人一样看待。

抗战胜利以后，研究所迁回上海。周仁和聂其璧一家搬到了研究所附近的一幢小洋房居住。喜爱热闹又慷慨大方的聂其璧把家里的客厅变成了研究所的俱乐部。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下班后，大家伙都聚到周教授家，一边吃晚饭，一边谈工作，有时候还能欣赏到周夫人的精湛茶道，她爽朗的笑声总是回荡在温暖的客厅中……但凡有员工或员工家属生病，聂其璧总是亲自探望，若遇到资金问题，她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研究所上上下下，提到周夫人，无不又敬又爱。

新中国成立后，周仁继续奋战在科研领域，他担任了上海冶金所和硅酸盐所所长以及中科院华东分院的副院长，还创办了上海科技大学并担任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和上海金属学会、硅酸盐学会理事长、中科院学部委员的职务，连续被推举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聂其璧也没闲着。她被推举为上海市妇女代表。每星期都要去上海政协，参加高知家属的例会学习。她时常邀请其他家属成员到家里喝下午茶，俨然一副民间外交家的派头。

经历过绝望却依然热爱生活

和平时期的美好生活仿若在一夜之间被打破。谁能料到，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却在那段黑暗的日子来袭时首当其冲。

长达七天七夜的抄家，使一个物质精神都丰满富足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周仁病倒了，脚摔坏了，一只眼睛也失明了。聂其璧拿着六十元的生活费，琢磨着如何把这个家支撑下去。造反派没有给她机会，她被关进了用竹子和干草搭成的“牛棚”，所有的家当只剩下一条棉被。

“热血青年”要她写揭发材料，聂其璧坚决不从。整整四个月的折磨，没有让她写下一句揭发丈夫的话语。勇敢如她，竟然写下了大量记录周仁科研成果的报告，她要用事实证明自己丈夫的清白与贡献。同时，她故意放声大哭使他们心烦意乱无计可施，只得将她送回家中“软禁”。

家里一片狼藉，保姆们都离散了，只剩一个瘫卧在床上、连大小便都无法自理的丈夫。除了照顾他的衣食起居，聂其璧还得替周仁承担工作上的联络事务。一个被如此对待的学者，直到生命的尽头还惦记着工作。

1973年，年逾古稀的聂其璧似乎在晦暗的生活中看到了一丝曙光。有关方面发还了周仁的工资，说他的“问题”快要没有问题了。聂其璧喜出望外，几乎每天都要去淮海路或南京路的饭店里，给丈夫买上一些“好吃又营养”的饭菜和点心，仿佛回到了结婚前十年那段波澜不惊、甜蜜幸福的时光。

然而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周仁病故了。这意味着，她不仅失去了经济上的依靠，精神上的慰藉也被剥夺了。聂其璧没有陷入悲痛，而是一如既往地坚强。她熬过了一年又一年，终于等到了政治上的“那四个人”被国家粉碎。

周仁得到了平反，政府按月发放生活费，并且还给了她每周可以使用一天公车的待遇。聂其璧思路很清爽，只有参加重要会议和外事活动的时候才会坐车。平时去政协学习，都是坐公交车。对比年轻时开豪车的日子，她照样心满意足，适应能力超强。

聂其璧不但在生活上恢复了烫头发、穿裙子、涂口红的名媛仪表，精神上也回到了奋勇前进的良好状态。她全力支持小儿子周夔的珠算研究事业，鼓励他大胆去北京探访周仁故居，为弘扬国粹做准备。已身故的女儿周霞华给她留下了三个外孙女。已经升级为外婆的聂其璧十分注重孙辈的教育，鼓励支持他们去国外留学深造。

在社交关系方面聂其璧也维持得很好，一会儿给穷亲戚送温暖，一会儿又帮助好朋友度难关，始终没有放弃最擅长的“民间外交”。

改革开放后，聂其璧作为“国际外婆”，经常被美国、法国、日本总领事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国庆活动。作为回礼，这些驻沪外交官们也成了聂其璧的贵宾，时常出现在她设宴款待的中国餐厅里。

夫妻合葬龙华烈士陵园

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冶金研究所的花园里，为周仁教授竖立了一尊铜像。铜像上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院士的题字“现代科学的先驱者”，由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和中科院党组书记严东生院士为铜像揭幕。

揭幕仪式那天，87岁的聂其璧因为脑中风的缘故，只能坐在轮椅上，由大儿子周麒推着出席。她和来宾一一点头打招呼，褪去了年轻时的锋芒，却依然保持着善良和坚强，显得从容而优雅。

一年后，聂其璧在睡梦中与世长辞。政府高官和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到场，还有生前与其关系亲厚的中科院上海分院员工以及亲戚朋友三百多人前来殡仪馆送别。周仁、聂其璧夫妇的骨灰被一同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

回顾聂其璧的一生，无论身处乱世还是盛世，她都坚持着正直又恒定的三观，达到了让自己开心、让家人幸福、让社会得益的境界。所谓名媛，并不是在含着金汤匙降生的那刻决定的，而在于一辈子的楷模效应。任性而又识大体，是聂其璧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