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这是1959年，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在自己的文章《自由与容忍》中，对一首诗词《蝶恋花》的评价。

胡适认为这首受到全国上下文人追捧的词全篇没有一句是押韵的，可见评价之差！

这首词全名叫作《蝶恋花·赠李淑一》，它的作者正是新中国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

要知道毛主席的诗词向来都是磅礴大气、境界非凡，深受广大诗词爱好者的喜爱。

可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又是极具才华之人却对这首词给出了如此差的评价。

那到底是胡适恃才傲物还是有意贬低主席的词？还是世人盲目追捧领袖才有意夸大这首词的水平？

这还得从毛主席与胡适二人的恩恩怨怨说起。

一、“从前的学生”

那年，25岁的青年毛泽东意气风发，收到北大教授也是他在长沙师范的老师杨昌济的召唤来到了北京大学。

在那里年轻的毛泽东偶遇了革命领袖李大钊先生，在李大钊先生的举荐之下他留在了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的工作。

在北大的时间一心好学的毛泽东不会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想尽办法去教室里“蹭课”，也就是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胡适。

毛泽东第一次知道胡适还是在《新青年》的杂志上，当他看到了陈独秀与胡适的文章后，立即让他二人取代康有为、梁启超成为他心中的楷模。

胡适当时也在北大任教，能够听到自己“偶像”的课，对毛泽东来说是无比激动的事情。

所以后来胡适也在文章中说过，毛主席是他“从前的学生”。

胡适虽然只比毛泽东大两岁，但他已经是月薪260银元的大教授，毛泽东只是月薪8银元的图书助理员。

胡适才华横溢、思想开阔着实令毛泽东钦佩。

这期间，毛泽东也曾多次上门拜访胡适向他请教一些学术、人生上的问题。

当时毛泽东在北大遇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像傅斯年、罗家伦等，他本来想与这些人探讨政治文化的问题，可这些人却以没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说南方方言为由拒绝了。

可偏偏留洋归来的胡适很愿意听毛泽东发表意见。

毛泽东回到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修大学“这个名字还是胡适之先生起的。

根据胡适的回忆，毛泽东离开北大回长沙前来到住处找过他，请他帮自己审定改正“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几天后毛泽东来取稿并与他告别。

后来，毛泽东组织湖南“驱张”请愿团再次来到北京，也又来拜访了胡适。

这在胡适的日记中有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毛泽东此次拜访的目的是为了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

回到长沙的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胡适对他的敦敦教诲，亲自给胡适写了一张明信片：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致教安。

九年(1920年)七月二十四日”

从明信片来看，那时的毛泽东对胡适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敬重之情。

可是好景不长，胡适很快就与毛泽东走上了人生的分歧，确切说是与陈独秀、李大钊分道扬镳。

“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清楚地认识到想要拯救衰败不堪的“旧中国”，不能只靠笔杆子写几篇文章，必须要建立政党才行。

于是，在李大钊先生的宣扬之下，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走进来中国人的视野。

陈独秀与李大钊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而毛泽东也在那时成为了共产党员，也是见证共产党诞生的人员之一。

可此时的胡适依然坚持只研究学术不参与政治，最重要的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是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得意门生，崇尚美国那套“民主自由”的说法，所以根本看不上马克思主义。

道不同不相为谋，胡适与中国共产党逐渐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不过毛主席参加革命之后，也并没有忘记自己这位“从前的老师”，在延安时他曾请傅斯年代他向胡适转达问候。

胡适也借此机会在抗战胜利后，向毛主席和中共的领导们发送了一篇电文，大概意思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支持国民党的统治。

此时的毛主席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蹭课的学生了，他当然不会同意胡适的建议，二人思想已经相去甚远。

二、胡适评诗词

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分道扬镳后，依然致力于学术的研究、社会进步与自由的讨论，以及推广白话文，成为了学界名宿。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蒋介石夫妇，深得二人的赏识，还成为了中国驻美大使，在抗日战争期间拜访过美国罗斯福总统，为中国争取利益。

也就是在美国担任外交大使的这段时间，胡适在美国的《华侨日报》上看到了一篇名为《关于朱毛的片段》的文章，是转载的署名叫“叶林”的编辑。

这里的“朱毛”指的自然是朱德总司令和毛主席。

“叶林”在文章中介绍了朱老总与毛主席两个人的事迹，并引录了毛主席的一首诗和一首词，朱老总的三首诗。

胡适看到自己“以前的学生”，又是中共领袖的毛泽东作的诗词，自然是很好奇读了起来。

毛主席的一诗一词分别是《七律·长征》和《清平乐·六盘山》，这两首都是1935年10月份写的。 

胡适看到文章中《六盘山》的第一句是“天高云淡，望渐南飞雁”。

对文字极其敏感的学术大师他一眼就看出了这句词的问题所在，他认为“望渐”意思不通，在汉语里无法作出对应的解释，就用笔将此字圈了起来，在旁边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读过毛主席这首词的都知道，第一句应该是“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但《华侨日报》在印刷时闹出了一个大乌龙，把“断”字印成了“渐”。

而且这首词在报纸上引用时是没有词牌名的，胡适读完之后在结尾注释为“清平乐”。

不得不佩服胡适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之高。

对于《清平乐·六盘山》和《七律·长征》，胡适当时在自己的日记里给出的评价是：“毛的诗词还可看。”

不过毛主席与朱老总两人都写的是古体诗，这让胡适很不满意。

一向致力于推广白话文的胡适，自己也写了很多白话诗，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就是胡适所作，正是他早年刊登在《新青年》上的《两只蝴蝶》。

这是中国新诗体的开始，一个不同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文体正式出现。

作为白话诗的祖师爷，胡适对于“朱毛”二人的评价是：“两人各有七言律诗一首。这些新人偏要做旧诗，真可怪！”

可见此时的胡适虽然在政见和学术两方面都与毛主席不合，但还是给了毛主席诗词比较中庸的评价。

没想到当胡适再次看到毛主席的《蝶恋花·赠李淑一》后，态度发生180度变化，给出了文章开头的那句差评。

这首毛主席所作的《蝶恋花》是收录在毛主席的《诗词十九首》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

“文物出版社”是1957年成立于北京，专门出版与文物考古有关的历史、文化、艺术、民俗、名胜方面的图书，以及近现代社会科学图书、名人纪念图集和手稿等作品的。

在台湾服务于国民党政府的胡适用“所谓”二字做前缀，来表达对大陆的“文物出版社”很不屑。

再加上大陆的文人对毛主席这首《蝶恋花》毫不吝惜地赞美，胡适认为“文物出版社”出版毛泽东的诗词是很肉麻的做法。

胡适之所以对毛主席，甚至整个大陆都有极大的偏见，也是有原因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陆对胡适全都是批判之声，胡适那可是憋了一肚子怨气。

三、胡适的偏见

正如前文所讲，深受美国思想影响的胡适与亲近美国的蒋介石夫妇越走越近，在当时的文化界、政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后来大陆解放，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亲自安排了专机接胡适去台湾，胡适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追随蒋介石。

1950年9月，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的文章震动了海外，这正是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所写。

儿子要批判父亲，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事情。

不过胡思杜带头批判胡适的文章并没有在大陆引起波澜，真正的“批胡”热潮要到四年之后。

胡适有个学生叫俞平伯，也是一位白话文散文家、诗人。

俞平伯那时在大陆做《红楼梦》的研究，是最早的“红学” 专家。

但“批胡运动”开始之后，俞平伯却成了靶子，他所创作的《红楼梦研究》遭到了批判，这当然是指桑骂槐，很快大家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远在台湾的胡适。

批判胡适者称其为“洋奴买办文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 “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就这样，原本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如今声名狼藉成为了口伐笔诛的对象。

同样作为大文豪的郭沫若也领导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组建了“批胡委员会”，自己亲自担任“委员长”并出版了二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

短短几个月之间，批判胡适的作品就多达三十多部，总计有三百多万字。

这是一场知识分子圈内的思想批判运动，并非是群众组织的。

面对如此猛烈的批判和谩骂，胡适不但看完了所有批判他的文章，还在有些地方风趣幽默地作了批注，本来他想对大陆的“批胡运动”统一做个“反击”，不过好友叶公超劝他息事宁人，这才作罢。

但这一肚子的怨气还是没处撒，所以在看到毛主席的《蝶恋花》后可让他找到机会狠狠地出了口恶气。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胡适因政治偏见对毛主席诗词差评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留美学习的何炳棣在美国时用英文翻译了毛主席的两首《沁园春·雪》和《沁园春·长沙》。

何炳棣在英译序文中对这两首诗词的才华作了极高的肯定，大加赞赏。

这让胡适很不舒服，等何炳棣来到胡适在纽约的家里后，胡适开门见山地说：“毛的那两首词里的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呢。”

薛蟠是《红楼梦》中的一个纨绔子弟，他不学无术还写过诗：“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

“薛蟠体”言外之意就是大白话的打油诗，让人贻笑大方。

说毛主席的两首《沁园春》都比不上薛蟠，何炳棣很不服气，他据理力争认为毛主席的词的修辞、气魄、意境皆有可取之处。

但胡适依然坚持己见。

何炳棣就质问胡适为何对毛主席如此双标，因为胡适曾经称赞齐白石的诗写得好，好就好在用了“薛蟠体”，却反过来批评毛的诗词。

胡适思索片刻忽然用英文回答说：“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何炳棣也用英文反问道：“既然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糟糕的诗人呢？！”

听到这样的奉承话，胡适也哈哈大笑起来。

要知道，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发表之后引起不小轰动，词中彰显的豪迈胸襟、豪情壮志和恢弘气势让蒋介石都为之动容。

蒋介石找了许多文人想要写词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比下去，但都水平差的太多只是以卵击石。

这首词本是毛主席赠送给好友柳亚子的，柳亚子后来也回赠了一首《沁园春》和词，其中有句：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

柳亚子夸赞毛主席的词就算是苏轼、辛弃疾、纳兰容若等古人都比不过，虽然有过誉成分，但也足见毛主席诗词水平并非等闲之辈可比。

很显然，胡适对大陆的政治偏见影响到了他对毛主席诗词水平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