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十三区中国城的旁边，与著名的意大利广场毗邻，有一条叫做戈德弗鲁瓦的小街。街中曾有个小旅馆，那是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时期一直居住的地方，那里当时还是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所在地。

在这间小旅馆里，周恩来与胡志明结下长达50年的“同志加兄弟”的真挚友情。胡志明说只有他可以叫邓颖超为“小超”，就是因为在法国时期邓颖超就和他有很密切的联系。

胡志明，原名阮必成，1890年5月19日出生。少年时因不满越南政府依赖外国祈求独立的主张，一心要到西方国家观察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1911年底，胡志明改名阿三，到法国一家联合运输公司的商轮上当厨师助手。胡志明游历世界各地，足迹遍及欧洲、美洲、非洲等许多国家。他做过厨师、杂役、炉子工、清洁工等许多社会底层职业，还一边刻苦学习外语，一边广泛接触民众，访查各国民情。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身在巴黎的胡志明倍感振奋，1918年，他加入了法国社会党，位于巴黎第17区贡巴昂巷的这栋房子就是胡志明在巴黎的住所。由于身处贫民区，胡志明生活困顿，靠在照相馆修饰照片维持生计，他曾在报纸上刊登过3行字的小广告：“谁想要拥有家人的生动照片请找阮爱国，每张45法郎。”

1919年，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召开，胡志明改名阮爱国，向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上书，提出著名的八项要求，希望西方国家关注殖民地国家的民生，还他们民族自决权。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使团没有理会这个黄皮肤殖民地国家的“小人物”，对他的提议置之不理。胡志明气愤异常，他终于认识到，一个贫弱国家要赢得真正的民族独立，首先要反抗压迫的强权力量才行。胡志明先用打工和省吃俭用节约下的一点钱，把他上书的内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还邮寄回了越南，然后义无反顾参加到法共组织中，为越南和亚洲国家的民族尊严而战。从此，阮爱国的名字成为贫弱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一面旗帜。

在法国期间，周恩来等人经常参加法共组织领导的集会演说，胡志明注意到了比他小8岁的周恩来的卓越才华和超凡工作能力，他极佩服周恩来的人品与学识，主动约周恩来在塞纳河畔的一个巴黎地铁站见面，两人互相倾慕，从此经常联络，并肩战斗，一生以“兄弟”相称。后来胡志明从法国转道莫斯科，来到了中国广州。周恩来也回国，任职于黄埔军校。

1925年初，周恩来应胡志明之邀，来到位于广州文明路的一间教室里，为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讲课。由于事先经过认真的准备，周恩来那生动有趣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解，把革命形势和革命道理讲得很透彻，让越南青年听得津津有味。同年8月，邓颖超来到广州，与周恩来结为伉俪。胡志明得知后，以老大哥的身份赶去祝贺。此后，胡志明经常到周恩来家做客，每次相聚，都充满了一家人的欢乐。

1945年，日本投降，越南革命获得了最后胜利。次年，胡志明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1955年，胡志明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周恩来负责接待。这次两人相见还是以“兄弟”相称。周恩来做东宴请胡志明，席间两人边喝最喜爱的茅台边叙旧，从巴黎讲到国内，从越南聊到中国。宴会快结束时，胡志明环顾四周，似乎在找什么东西。周恩来觉察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精制牙签，递给胡志明。胡志明惊喜地说：“你记性真好，30多年过去了，还记得我要用这东西。”

胡志明终生未娶，他年轻的时候，在去法国的邮轮上认识了一个美丽温柔的女孩子，两人一见倾心。在胡志明从事革命活动时，女孩子惨遭敌人的杀害。胡志明得知消息后肝胆俱焚，义愤中宣布：“越南不解放统一，我今世不成家。”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成立后，周恩来和朱德经常劝他成家，不要搞“独身主义”。据中国前驻越南、老挝大使李家忠回忆，胡志明曾说：“在中国期间，周恩来和朱德同志曾劝我成家，在我说明苦衷后，他们都表示理解。”

在抗法战争期间，越南党中央经过认真审查，挑选物色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女干部，派到胡志明身边，担当秘书的工作。但胡志明总是说：“我这里没什么事情了，你去忙你的工作吧。”后来这位女同志与别人成了家，还担任了政府轻工业部副部长。胡志明这样说：“我们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革命者是感情丰富的人，更懂得珍惜家庭生活。只因为没有合适的条件，愿望未能实现，只好面对现实。”

在特殊的年代，胡志明在中国留下了令人欷歔的革命情缘。1930年，胡志明到广州后，为了掩护他在广东、香港开展工作，中共女党员林依兰被安排假扮胡志明的妻子。林依兰无微不至地照料胡志明的生活起居，令其感激不尽。最终，两人恋爱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回国继续他未竟的革命事业。1958年，胡志明表达了想把林依兰接到河内秘密举行婚礼的夙愿。周恩来说：“应该跟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协商一下，假如他们赞同，我们绝不做绊脚石。”然而，越共领导人说胡志明曾说过越南不解放终身不娶，“一旦你违背诺言，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解放南方的神圣事业，这不仅有损你的国父形象，连越南共产党也将从此名声扫地。所以，我宁可被你指责、憎恨，也不能让越南老百姓唾骂我们是千古罪人”。胡志明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后来在谈到个人生活时，胡志明讲道：“我年轻时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身边也有不少女青年。只是当时我身在异国他乡秘密活动，为的是有朝一日回国闹革命。一旦成了家，便很难再保守秘密。”胡志明的晚年生活很孤单，他一个住在人们常说的高脚屋（主席府）里，经常一边看文件，一边听广播。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为了“让房间里有说话的声音”。胡志明晚年，形影孤单，晚上工作人员都回家休息后，高脚屋内就只剩下胡志明一个人。他的单人床上安有三个按钮：“方便入睡前关掉电灯、电扇和收音机”。

胡志明晚年身体不好，周恩来就选拔中国最好的大夫组成医疗组，赴越南为胡志明治病。1969年9月3日，胡志明因心力衰竭在河内逝世。周恩来得知噩耗“悲痛万分，彻夜难眠”，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河内吊唁。在机场，周恩来见到越南总理范文同时，两人相望而泣，周恩来喃喃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当时越南政府为长期保存胡志明的遗体，对遗体做了特殊处理，规定任何国家的代表团不准瞻仰胡志明的遗容。但是，当他们得知周恩来想要见胡志明最后一面的心愿时，破例为周恩来改变了原先的安排，周恩来与相知一生的“老大哥”胡志明见了最后一面。

胡志明和周恩来从巴黎相识，五十年“同志加兄弟”的真挚友情，成为中越人民血浓于水的友情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