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一生的开国上将王震，幼年家贫，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自谦为“粗人”，但他深谙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一直喜欢读书，终生敬重、推崇知识分子，喜欢同知识分子交朋友，给予他们真诚的礼遇和帮助，形成了一个交情深厚的知识分子“朋友圈”。

王震与周素园

王震与开明绅士周素园的相识纯属偶然。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抵达黔西北。2月9日，王震率红六军团一部攻占黔西北重镇毕节。进城之初，一名连指导员看到一座古旧宅院，料想是地主，便带人进去“打土豪”。让指导员惊异的是，在书架上翻出好些马克思、列宁的书，书中密圈细点，说明被书的主人仔细读过，而且还有读书笔记。指导员把这些书和笔记本带回去，向上级作了汇报。王震得知后甚为诧异：“碰到一个读马列的地主？”他马上派人把这家主人请来相见。此人就是周素园。

通过交谈，王震了解到周素园热心读马列书籍的缘由。周素园系晚清贡生，他在贵阳创办了贵州第一张日报 《黔报》，成立了贵州第一个政党—— 自治学社，从事宣传和组织反对清王朝的民主革命活动。1911年11日3日，自治学社以新军为主体举行起义，成立贵州军政府，周素园被推举为行政总理。但不久，贵州军政府被唐继尧的滇军所颠覆。周素园被迫流亡，奔走于京、汉、沪、渝等地，试图借助外部力量恢复贵州的革命政权。但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正遇到重重困难，无力给予切实的支持；求助于南北各派大小军阀，则无异于与虎谋皮。经过十几年的徒劳奔波，周素园失望地回到家乡，在彷徨和困惑中闭门读书，无意间接触到马列主义，便被这一理论深深地吸引。于是，他潜心研读了 《资本论》 《国家与革命》 等马列原著，在研究中还初步认识了用马列主义指导的共产党和红军。

了解这些情况后，王震笑着问周素园：“周老先生，你当过国民党的大官，又是地主，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跑呀？”周素园坦然应答：“我是当过大官，但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我是地主，但没发过不义之财。何须跑？”王震点点头，又问：“你为什么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啊？”周素园笑了：“中国总得找一条光明之路嘛！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说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听了他的话，王震兴趣更浓，试探着问：“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不赞成？”周素园不假思索地说：“赞成，完全赞成。”

此后，王震又几次与周素园交谈，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拉近了他们之间的感情。王震对周素园开玩笑：“周老先生，您老可不能老是关在家里闹革命 （即闭门学马列） 啊！”周素园确信有一条光明之途就在眼前：“你们来了，我要走出家门闹革命！”

于是，王震向贺龙、任弼时报告了周素园的情况，贺、任也登门同周素园促膝谈心，介绍共产党抗日反蒋的政策，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周素园结合自己前半生的經历和从马列书籍中读过的理论，加深了对党和红军的认识，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欣然同意出任由红军组建并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军部就设在周府中。

周素园是开明绅士，为人正直，在各阶层都享有较高威望。他参加革命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红军在毕节地区得到将近一个月的休整时间，并扩大红军5000人。

1936年3月1日， 57岁的周素园不顾年高体弱，执意率贵州抗日救国军一部随红二、六军团继续长征。在乌蒙山回旋战中，红军既要与围追堵截之敌作战，又要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周素园的身体日渐衰弱，但他咬牙坚持着，并根据贺龙、王震等的要求，利用过去的社会地位，给滇军上层人物龙云、孙渡写信，劝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红军北上抗日的正义行动，不要助纣为虐，为蒋介石火中取栗。龙、孙接信后，从自身的利益考虑，果然放松了对红军的堵截，为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造成了有利的战机。

考虑到周素园年高体弱，经常犯病，北上征途更加艰苦，担心他吃不消，王震向周素园转达贺龙的意见，安排一些黄金、现款，想送他去香港暂做“寓公”，继续为党做些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快60岁了，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我才找到了光明。这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我死也要死在红军里！”贺龙非常赞赏周素园这一态度：“好啊，老先生有骨气！我们就是拿18个人抬，也要抬着他和我们一路走！”

周素园随红六军团政治部一起行动，王震“和他经常同桌而食，同室而眠，朝夕相处，苦乐与共，不但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也增进了彼此间的革命情谊”。（王震语）。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组成红二方面军。周素园看到李宗仁等发动“两广事变”的通电，立即以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的名义在红军电台发表了 《对李宗仁元电广播稿》，支持“两广事变”，希望李宗仁能与红军合作，共同反蒋抗日。

为了方便作战，周素园改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最终长征到达陕北。到延安后，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礼遇，被毛泽东称为“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西安事变时，周素园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给当时国民党的许多要人写信，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做了许多工作。后来他担任了八路军高级参议，并受毛泽东亲自委派返回西南，从事地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王震和周素园再度相见，已是1951年10月。周素园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来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叙谈中，王震得知了久别后周素园的情况，令他格外欣慰的是，周素园以与其年迈衰弱之躯极不相称的旺盛精力，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党和政府联系教育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工作中，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

让王震扼腕而叹的是，这次重逢竟成永诀。1958年2月，从贵阳传来了周素园病逝的噩耗。王震为失去一位老朋友和忠实同志，备感悲痛。

到了20世纪90年代，贵州省出版 《周素园文集》，王震欣然作序。他写道：

周素园的一生，是一个爱国者追求救国救民之路，历经艰难挫折，终于找到真理的一生。周素园一生的曲折经历，揭示了一条真理：在现代中国，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隔阻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只要坚持不渝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斗争中，他最终必定认同并走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康庄大道。

王震与余铭钰

王震与冶金专家余铭钰结识于新疆。

在率解放军第一兵团进军新疆之前，王震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单独召见他，说：“仗打不了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到胜利后的发展经济和生产建设上来。"

当时，新疆没有一寸铁路，不能生产一斤铁、一斤钢。农牧民造铁制农具，需花两块大洋才能从苏联换回一斤铁。王震率大军进驻新疆后，决定自力更生建钢铁厂，结束新疆缺铁少钢的历史。他跑到北京国家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求援，得知该局有一兼职顾问余铭钰，是喝过美国“洋墨水"的冶金专家，而且还是民族资本家，在上海办过一个益华钢铁厂。王震不禁大喜过望，马不停蹄地赶赴上海找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做工作，请余铭钰到新疆考察建钢铁厂事宜。

1951年初，余铭钰乘飞机来到新疆迪化 （今乌鲁木齐），王震亲到机场迎接，安排余铭钰在他办公的新大楼下榻，又为其设宴接风洗尘。王震尊重知识分子，余铭钰已有耳闻，但亲身感受这样高的礼遇和盛情，还是受到了深深的震动。

余铭钰对这次考察新疆是心存疑虑的，主要担心建厂资金是否充足以及领导人是否真重视。在与王震交谈时，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资金问题。王震胸有成竹地回答：“资金你不用担心。目前新疆近20万军队的军费国家仍然照拨，这些军费的绝大部分可用来搞建设。因为自新疆和平解放那一天起，我们就像当年在南泥湾那样开展大生产运动，现在许多部队都做到了生产自给或大部分自给，这样大笔军费就节省了下来。而且动用军费搞建设是经过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这实际是对新疆建设的一种特殊政策。以20万军队的军费和全体指战员的生产成果做你的后盾，难道还不能建设一个钢铁厂吗？总之，你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有一条，你必须给我炼出钢铁。”

余铭钰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说：“出钢的事请你放心。你准备搞多大规模？先搞个3吨的炉子如何？”王震笑着摇摇头：“3吨？那不成了小脚女人。110吨也不行！日产不应少于150吨，如果日产250吨更好！”余铭钰闻言吓了一跳，这个数字别说一个省，就是在全国也是够大的，他不禁问道：“你们搞这么多钢铁何用？”

于是，王震向余铭钰介绍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强调要尽快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现代工业，造就少数民族现代工人阶级队伍，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全面发展。

王震建设新疆的博大胸怀和气魄，深深地打动了余铭钰，不但使他消除了种种疑虑，而且唤起了他青年时代“实业救国”的理想和抱负。余铭钰爽快地表示：“好了，什么也不必说了，我决定把我的厂子搬到新疆来，而且举家西迁。我儿子余宁扬也是冶金工程師，我们父子决心为新疆的钢铁工业竭尽绵力。”

回上海后，余铭钰对儿子说：“我要到新疆去。人家汽车能停离我们100公尺左右的地方，人走着进来。他这么大一个官，我是个老百姓。这种敬重是很不简单的，无非就是希望我贡献一点技术。”

余铭钰的益华钢铁厂搬迁时，因大型设备受桥梁涵洞的承载能力限制，无法用载重汽车运到迪化。王震到铁道部去做工作，先把大型设备发运至东北的满洲里口岸，办理出境手续，然后经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经中亚运到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再用载重汽车运到迪化。

益华钢铁厂整体搬到新疆后，更名八一钢铁厂，余铭钰被委任为八一钢铁厂总工程师。同时，王震还任命他为新疆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 （正师级），为他申报获批了国家一级专家待遇，并把当时新疆进口的第一批苏联胜利牌小轿车分配给他一辆。有人私下发牢骚说，军级干部还没配轿车呢。王震把这些人召来批评道：“我批给余专家一辆，是因为他能把矿石炼成钢铁。如果你们哪一位也能点石成金，我王震也送轿车一辆！”

正在余铭钰全力投入钢厂建设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举报余铭钰有“杀人罪行”。此时正在搞“肃反”运动，有人因此受到镇压，也有一些人受到诬陷而自杀。一个深夜，王震只身来到余铭钰家里，直截了当地问：“老余，你要给我讲实话，你杀过人没有？”余铭钰明确表示：“绝无此事。”王震同他推心置腹：“老余，我们是朋友。没有此事你就不要紧张；如果确有其事，还是坦白为好。”王震离开余家后，半途又突然返回，恳切地说：“老余，你可要想开点，千万不要自杀啊，那样可真的说不清了。”面对王震的嘱咐，余铭钰禁不住热泪纵横，他永远铭记了这个夜晚。

后来问题调查清楚了，杀人指控纯属诬告。王震还专门请余铭钰到家里吃了一顿饭。余铭钰得以轻装上阵，成天泡在建设工地上，同解放军指战员一起经过7个多月的摸爬滚打，完成了建厂的初期任务。1952年4月30日，八一钢铁厂1号高炉出铁，王震亲自到场和工人们一起迎接在新疆出炉的第一桶铁水。铁水映红了王震兴奋的脸，振奋了在场所有人的心。

王震紧紧握住余铭钰的手，表示祝贺。余铭钰激动地说：“王司令员，在你领导下工作，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你的要求总是那么高，那么超前，但同时我更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因为你不但理解我们，而且真诚地支持我们，使我们没有后顾之忧，这比什么都宝贵啊！”

八一钢铁厂的建成投产，奠定了新疆现代钢铁工业的基础。陈云曾把20世纪50年代我国建设的3个大型钢铁厂、5个中型钢铁厂、18个小型钢铁厂比喻为“三皇五帝十八罗汉”，新疆八一钢铁厂被列为“十八罗汉”之一。这在地处祖国内陆、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新疆，实属不易。经过60年的发展，八一钢铁厂已成为一座大型的现代化钢铁企业，并成功上市，产品畅销国内外。

在担任国家农垦部部长后，王震聘请余铭钰任农垦部钢铁顾问，委托余铭钰帮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钢铁厂试炼高锰钢、浇铸拖拉机履带板。1962年11月30日，余铭钰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王震以农垦部的名义为其撰写碑文：“参加创建新疆钢铁企业工作，表现出了卓越的科学技能和热爱祖国的革命热情。”

王震与华罗庚

王震与数学家华罗庚相识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王震时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华罗庚是蜚声中外的著名数学家，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彻夜交谈，由此开始了30多年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谊。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高兴地说：“知识分子不怕王胡子，那就好唰！”

王震始终把华罗庚引为他的良师。在铁道兵任职期间，王震亲率10万大军，移山填海，筑路架桥，以最快的速度，兴建黎湛、鹰厦两条铁路。在施工中，工程技术人员经常遇到桥梁、水坝等工程承载力的数学计算问题，王震亲自带领或委派工程师向华罗庚求教。华罗庚每次都会放下手中工作，耐心给予讲解，帮助他们较快掌握了取得正确数据的方法。技术人员都很敬服华罗庚，说他是他们所遇到的最好的导师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春节期间的晚上，王震正在家里和几位大学生谈论学习问题，华罗庚前来拜访。王震介绍这几位大学生与华罗庚认识，并要他们向这位数学大师请教。华罗庚热情地向几名年轻学子介绍了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特别指出了兴起不久的电子计算机的功用及发展前途。他预言，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普及，必将促进各个科学技术领域的变革和飞跃。他还勉励这几位大学生刻苦攻读，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他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王震作为一个“旁听生”，也听得津津有味，深获教益。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王震看到中国科学院包括华罗庚在内的科学家在挨饿，心里十分难过。他亲自下令从东北给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调来粮食，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王震还一贯力主解决知识分子生活待遇过低的问题，解放初期，受毛泽东委托，王震负责工资改革，他曾向毛泽东谈及专家教授的工资标准，毛泽东说：“华罗庚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我高，其他人你看着办。”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有人把华罗庚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时，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对王震说了一句：“王胡子的朋友华罗庚要保护一下。”短短一句话，把毛泽东对王震的賞识与信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同时，也使华罗庚安然过关。

于是，在动乱年代，华罗庚还能够从事他所钟爱的数学研究。跟他一起研究的年轻人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华罗庚产生一些不礼貌的言行。一次，他们聚集在华罗庚家里研讨课题时，有人对华罗庚直呼“老华”。这一幕恰好被王震碰见了，他非常生气，当即严肃地提出批评，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尊师敬贤的教育。从此，“老华”改为“华老”，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尊称之一。

1969年下半年，王震被以“战备疏散”的名义，下放到江西红星垦殖场劳动锻炼，一去就是3年。尽管他同华罗庚见面机会少了，但书信往来不断。当王震在信中提及垦殖场急需一套搞科研用的仪器时，华罗庚马上四下托人买好，托运到红星垦殖场。华罗庚十分关注红星垦殖场的建设，还派他的学生到那里推广“优选法”。

1972年，王震从江西返京后，住在北太平庄，和华罗庚成了邻居。两人经常相互串门。王震每次到华罗庚家里，总看到他的房间里到处都铺着写得密密麻麻的研究数学的草稿，华罗庚常常倾吐忧国忧民的心迹和把数学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的宏图大志。王震从他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拳拳之心，由衷地称赞他“是新中国数学科学的拓荒者、奠基人，也是把数学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拓荒者、奠基人”。

20多年来，华罗庚一直致力于“优选法”“统筹法”的推广普及。当这项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干扰时，他对王震说：“我牢牢记住这句话，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我不能在干扰中躺倒不干！”王震对他正气凛然的态度给予无保留的支持，表示要做他的坚强后盾，使得华罗庚有勇气顶着干扰，四处奔走，推广普及“双法”。

华罗庚呕心沥血所推广普及的“双法”在生产实践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和尊敬。华罗庚对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却惴惴不安。1983年，他到美国访问和讲学期间，致函给王震：“党破格使我成为活人上电视剧的开始，衷心感激之切，非言之所能表达也。今后只有为党为人民更努力，献出仅有的余力，生命不止，奋勉不己。”当时，华罗庚患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但他在信中说：“有人建议我利用这次出国机会，治治心脏病，但我刚到这儿，最好先把工作搞好，之后再进行体格检查为妥。”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和对人类科学进步的一片忘我之情。

从美国回来后，华罗庚更加精神抖擞地奔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第一线。1984年7月，他赴长沙讲学。1985年1月，赴郑州总结推广“统筹法”的情况。这两次行程中，他都写信给王震，表达自己“竭尽余生，死而后已”的心愿。王震也给他回信，赞扬他为国为民的伟大精神。

1985年4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华罗庚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5年6月3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在赴日之前，华罗庚还捎口信给王震，表达了“老骥耻伏枥”的心情，王震祝他一路平安。1985年6月12日下午4时，在日本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主题为 《理论数学及其应用》演讲时，华罗庚突发急性心肌梗塞，长逝在东京大学的讲坛上。

对华罗庚的不幸离世，王震一连几日寝食不安，长吁短叹，郁郁寡欢，深为失去这样一位挚友而悲痛万分。他写下 《悼念良师挚友华罗庚》一文，发表在1985年6月23日的 《人民日报》上。他写道：

6月13日上午，我正在伏案看报，突然传来了华罗庚同志在日本讲学、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的噩耗。我为我们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数学大师与和平运动的活动家，为自己失去一位极尊敬的良师挚友而悲痛。

华罗庚教授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辉煌业绩，即令千秋百代，也足为人钦仰：他为中华民族之崛起，奋勉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伟大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安息吧，我的良师挚友华罗庚教授！

华罗庚的家乡江苏常州人民为了纪念他，集资在金坛中山公园为他建造了一座苏州园林式的纪念馆。纪念馆门口是一个小水池，四周环绕着柳树，旁边的小丘上建有一个华罗庚纪念亭。王震特意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华罗庚纪念馆。以寄托他对“良师挚友”的无限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