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６０年代起，我们一直担任陈伯达的秘书。１９７０年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我们俩未参加，在北京留守，是由缪俊胜同志（当时也任陈伯达秘书）陪陈伯达去的。１９７０年９月７、８日，缪俊胜同志从庐山来电话，通知我们说他和陈伯达几时几分乘飞机回京，让我们准备去接。

飞机降落之后，接人的都兴致勃勃地迎上前去。我们也一样，看到朱老总、董老他们先下飞机。陈伯达是最后下来的。我们俩迎上前去引陈上了汽车，小缪坐在司机老俞旁边，我们俩和陈坐在车的后排座上。

一上车，陈伯达就对我们说：这下完了！

小缪怕老俞听到，便说：哎呀！别说了，回家再说嘛！

陈还是毫无顾忌地说：政治上彻底完了！

小缪又阻止说：不要说了嘛，回家再说，回家再说吧！

回到家后，陈伯达简单说了山上发生的情况。然后，我们看了他带回的文件中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也感到问题确实严重。

陈伯达对我们说，在主席写《我的一点意见》之前，他找主席谈过一次话（这也是他和主席最后一次谈话），谈得很好。

陈伯达说，主席对我说：“你看你把个会议搅和成什么样子了，怎么办？”陈说：“我下去，下基层去，当农民。”主席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团结起来。”

陈伯达说：“这次谈话，主席还谈到吴冷西、胡绳，当时主席还一下子想不起胡绳的名字来了。主席说：那个《人民日报》的吴冷西，还有那个……就是红旗杂志社那个副总编辑……。我说是胡绳吧！主席说，对知识分子应该宽容一些嘛！我告诉主席，他们现在都在干校劳动。主席说：对文人应该宽容一些，还可以让他们工作嘛。”陈对我们说：“我不是当时就让小缪打电话告诉你们，通知他们回来吗？”

陈伯达说：“这次谈话，主席还讲到他自己的烦恼事，说他的女儿（肖力）身体不好。我说：那我去找她谈一谈。主席说，你就不用管了。”

陈伯达说：“所以，我觉得这次和主席谈话还好，我犯了错误下去就行了，可他们（指江青等）把你们寄去的语录给了主席。其实吴法宪他们早有了语录，这个语录他们实际上没有用上。可主席看了以后对我非常生气，写了《一点意见》批评了我。”

陈伯达这时坐在沙发上，他微微摇着头叹息着，然后，他又极为懊悔地说：“我使主席太生气了，太生气了……”

稍微平静了一会儿，他又似有信心地说：“嗯，主席还是很喜欢知识分子的。过一段时间，他会对我说些公道话的，会宽容些的。”

我们说主席年纪大了，来不及了。他听了后点点头说：“可也是呀！”

陈伯达说：原来主席让我找他们谈，我去找了江青，她一见到我便说：啊！稀客！稀客！我说和她谈谈，她不谈，说要谈就一块谈。于是江青把我带到康生那儿，我以为是和康生谈，结果进门一看，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早就坐在那里了。江青说：你不是找我们谈吗？你说吧！我还没有说上几句，他们就骂上了。康生说：你自称是什么小小老百姓，其实你是大大的野心家！江青说：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你是推脱责任！他们都骂我，无中生有地骂，哎呀，什么都骂了呀！叫人难以启齿！……我真是无地自容呀！

陈伯达说：我觉得就总理还好，我从会议简报上看到，他说主席说我３０年来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是说在一些问题上，不是说在所有的问题上没有配合。这是总理在人极为困难的时候说的公平话呀，我心里很感激他！反正这次我使主席太生气了。

陈伯达说：在会上、在回来的飞机上，大家都躲着我、不理我，是怕沾边，这是可以理解的。

陈伯达从庐山回来没有两天，就要把自己的头发剃掉，剃成光头。我们劝说也不听，他坚持一定剃光，说要去当农民就要剃光。我们请他到理发室或请人来为他理发，他不同意，说让王保春为他剃剃就是了。可保春说我也没有剃过头，不会呀！陈说，不会就学嘛！保春只好去警卫连借来了理发工具，就这样在陈伯达的头上练起了剃头。

这时候，陈伯达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他已经预感到一切都完了。我们知道了情况，心情也很不好。起初中办还给陈伯达照送文件，后来文件也逐渐不送了，只给报纸、参考资料。我们整天等待着，可一点信息也没有。陈伯达起初一味要下乡当农民。他问我们愿不愿意和他下乡当农民，我们心烦不愿表态。他说在山上问过小缪，小缪好，愿意和他下农村。他经常说这样的话。我们都烦了，就对他说：你将来怎么样，中央还没有说，这得中央决定，不是你说下农村就下农村了，也许你想下去还不让你下去呢！我们这样说，他也不说话了。其实，他也是心情烦闷，不知所措，看书看不进去，坐立不安。

陈伯达想给主席打电话约个时间去谈谈自己心里的想法，让保春打，保春说让文耀打，文耀也不愿意打，说咱们研究一下看谁打较好。后来还是让小缪打。缪俊胜同志给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打电话，说陈伯达想去看看主席，徐业夫在电话里说主席休息了。那当然不能见面了。到第二天，陈伯达又让我们问问主席那里能不能去。保春用电话问了徐业夫，徐说主席有客人。自然也不能去。但陈不死心。过了一段时间，陈又向我们说：你们问问主席那怎么样？我们都没有信心了，对陈说可能不行，不会见了。陈还坚持让问。保春、小缪都说自己问过了。陈看我们互相推诿不想问，有些不高兴地说：我求你们帮帮忙嘛！文耀说那只好轮到我问了，便给徐业夫打电话。徐业夫说：主席刚开完会，等什么时候主席有时间，我通知你就是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问了。

这下死心了。陈伯达当时对我们说：这不就行了，问一下就好了嘛，谢谢你们。说罢便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陈伯达看到给主席打电话约谈无望，主席不会再见他，只好硬着头皮自己给康生打电话。秘书告诉康生，康生不接电话。陈又给康生爱人曹轶欧打电话，曹也不接他的电话。陈又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打电话，问给他送文件的事情。

后来，陈伯达给总理打电话，是秘书接的又转总理。总理接了电话，对陈伯达说：你现在不要到处找人谈，你要静下来考虑一些问题，学习学习。现在大家都需要学习。周总理后来又让王良恩等人来陈伯达家里通知他说，快过国庆节了，不要到处去跑，北京外国人多，叫他们看见了也不好。陈伯达当时对国庆上天安门城楼还抱幻想。王良恩对陈说：你上不上天安门还没有定。陈伯达向王良恩提出说是不是还给他文件看。王良恩说：机密文件暂时就不送了，内部和公开文件还继续送。其实，内部、公开的文件就剩下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和《人民日报》等报纸了。

过了国庆节，陈伯达的心情极不稳定，他可能考虑得很多了，看样子思想压力很大。回京后就饭量减少，这时更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明显消瘦。每餐端上的饭菜，他只吃一点米饭，菜几乎未动，急得宋师傅检查是否自己做的饭菜不好。陈伯达知道江青、康生心狠手辣，会将他抄家批斗的，包括他要剃成光头，都是有所准备的。几天来他有些鬼鬼祟祟，拿着东西东藏西塞。保春对文耀小声说：你看老夫子要给我们惹祸了……。我们看到陈把他写的一些旧书、字画揉成团，正在寻找隐藏的地方。保春走过去从陈的手中抢了过来，同时对他说：你别到处乱塞了，拿来扔到我们办公室的废纸篓里。过了没有多久，陈又偷偷摸摸地从废纸篓里捡了回去，文耀发现后随即去找，在卧室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里找到了。由于纸团太大，水冲不下去。文耀把它捞了上来，打开一看没有什么，都是些古旧书什么的，其内容可能是他的家庭里的一些事，什么家谱之类，怕人给他乱传。还有一张彩色画像，好像是明朝的，像是一个身着戏装的全身像，还带着一把宝剑，过去在陈的书房里挂过。这本来是他的家史，他很看重，可是现在他为了避免加重他的错误，将它摘下来在书库里东藏西塞。在那个时期，我们也怕引起麻烦，搞不好会说我们划不清界限，和陈一起销毁什么证据等等。因此，我们对陈伯达的这种行动总是劝止。

国庆节刚过，就接到他的儿子陈小农由石家庄华北制药厂打来的电话，打听他父亲为什么没有上天安门。我们答复说，你爸爸最近身体不好，未上天安门，搪塞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