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极一时的“旗手”江青看重师弟汪曾祺，点名让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是爱才心切，还是真的看中他们都曾是沈从文老师的学生？

小姑娘想吃巧克力

沈从文和江青很早就相识，那时候他还在青岛大学当老师，那时候的江青也不叫江青，叫李云鹤——一个十六七岁的很青涩的小姑娘，留着刘海，梳两根长长的麻花辫，一看就知道是从乡下来的小姑娘。

李云鹤最早的老师还不是沈从文，而是梁实秋。

那是1931年的夏天，李云鹤供职的由教育家赵太侔创办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倒闭了，她在济南无法立足，便跑到青岛找她的同乡和老师赵太侔求助，要求到青岛大学读书。

赵太侔时任青岛大学教务长，以前曾在实验剧院教过李云鹤，对她在 《湖上的悲剧》 一剧中的表演颇为欣赏。几乎同时，李云鹤又结识了赵太侔的妻子俞珊，通过俞珊，又结识了她的弟弟俞启威。有了这层关系，赵太侔便不好不帮李云鹤这个忙，就去和老朋友梁实秋商量，让李云鹤到青岛大学半工半读，每天上午到中文系旁听一些课程，下午和晚上在图书馆上班。梁实秋不知道那位看上去朴实的小姑娘是何许人也，只是看在赵太侔的面子上一口应承下来。

到青岛大学后，李云鹤工作之余先后选修了闻一多的 《名著选读》、杨振声的 《写作辅导》 和沈从文的 《文学概论》 等课程。这个时候她和顶头上司梁实秋接触比较多，读了不少书，并且可以直接读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对她来说，有书读就是最大的安慰。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江青说：“我每月拿三十块钱薪水，十块钱汇给娘，因为青岛的生活费高，余下的二十元不够我开支。”是不够，因为她毕竟是女孩子，吃零嘴是她的爱好，但她不是吃一般的瓜子花生，而是吃巧克力，并且是最好吃的酒心巧克力，这是当时的巧克力中最贵的一种。

怎么办呢？算算到发工资还有很多日子，李云鹤嘴馋得不行，上班时遇到梁实秋，突然向他开口借钱。梁实秋看她满脸通红，就问她要借多少，李云鹤伸出两根指头，说：“就两角钱呢？”梁实秋说：“就两角钱啊？我还以为借几百呢！”梁实秋当即掏出两角钱递给她：“才借两角钱，买什么啊？”李云鹤调皮地说：“就买一块酒心巧克力。”梁实秋忍不住大笑起来，回家还把这件事当笑话说给妻子听。

沈从文在班上评论李云鹤的小说，称“她的小说全班第一”，这让李云鹤相当得意

那时候李云鹤不但穷，文化水平也相当低，穿着破旧的布旗袍，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常常晚上洗了，放食堂灶台上烘干，第二天早上再穿。但是不管有多贫困，这个来自山东诸城乡下的女孩子对文化的渴求却十分强烈。她喜欢读书，十分喜爱图书管理员这份职业，有一点空闲就捧着书读。她还喜欢抛头露面，喜欢演戏。但是她最爱的还是文学创作，常去听闻一多的课。她写过诗，后来还写过一个剧本 《谁之罪》，这是她的处女作。后来她发现自己擅长写小说，于是就专门来旁听沈从文的课。

这时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开两门课：《中国小说史》 和  《散文写作》。

李云鹤把自己写的作品通过沈从文的九妹沈岳萌交到沈从文手上。沈从文看得很仔细，才看了一两篇，他就觉得李云鹤有写作天赋。确实也是如此，班上像李云鹤这样没事就写小说的人真不多，沈从文在班上评论李云鹤的小说，称“她的小说全班第一”，这让李云鹤相当得意。

有一天在饭桌上又谈起李云鹤，沈从文听说李云鹤多次到自己家中来过，就对沈岳萌说：“我怎么没有在家中见过她？”

沈岳萌说：“她白天来，你白天不在家。她晚上来，你晚上又不在家。”

沈从文有点懊恼，说：“那你现在去把她叫来，吃了饭就去叫她来，就说我在家等她。”

沈岳萌吃过饭果然把李云鹤叫来了，沈从文坐在她对面，说：“你的小说我都看了，我也改了，在班上也评论过，你好好写，将来会有出息的，你的文笔挺好。”

李云鹤规规矩矩地坐着，听沈老师说话。

沈从文又说：“你是有写作才华的，我比较欣赏，你每周要写一篇，不写手就生了，你写了交给我，我给你仔仔细细地改。”

沈从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种教法对提高写作能力有很大的帮助，李云鹤感激在心。

一年后，在沈从文的悉心指点下，李云鹤发表了 《催命符》 《拜金丈夫》 《为自由而战牺牲》 等小说和散文。

作为李云鹤的老师，沈从文自然希望极有写作天赋的李云鹤能够走上文学之路，他多次当面指点李云鹤，李云鹤十分感动。但是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人生之路，李云鹤后来与沈从文交错而过——沈从文北上赴京完婚之后，先后担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教授，成为京派文学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而李云鹤与俞启威一同南下上海，加入海鸥剧社，重续她的演员之梦，改名“蓝苹”，一部《娜拉》 使她广受好评，随后又在《自由神》和 《都市风光》 等两部影片中担任角色，成为与赵丹齐名的一线明星。即便在这个时候，她仍然没有放弃写作，她的文章受到鲁迅的欣赏，鲁迅因文识人，与蓝苹有过名义上的师生关系。鲁迅逝世时，蓝苹也参加了他的葬礼，并走在葬礼队伍的最前面。

江青想给老师织一件毛衣

1949年以后，沈从文和李云鹤的命运走向两个极端。当然，这时候她已不叫李云鹤，也不叫蓝苹，而是改名为“江青”。此时，沈从文受到全面批判与否定。作为“反动文人”，他艰难地活了下来，他说：“一天又一天地沉默着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确实沉默着，并且放弃了写作。对于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来说，搁笔意味着怎样的痛苦，可想而知。他转到历史博物馆后，在霉味扑鼻的古董间，慢慢打发暗无天日的光阴。

就在这时，已成为主席夫人的江青没有忘记她的沈老师，她悄悄来看望他。

那天江青是突然到沈家来的，沈从文正好不在家，张兆和看到江青，有点紧张。

江青微笑着说：“我来看看沈老师。”她的随从只有不多的几位，她坐下来微笑着和张兆和说话，说她当年得到沈老师的悉心指点，说她是沈老师的得意学生，自然不会不提“小说创作全班第一”的话。她回忆着青岛大学的点点滴滴，坐了不太长的时间，就起身告辞。快出门时，她又转回身，对张兆和说：“沈老师的身腰尺寸是多少？”

张兆和愣住了，江青补充说：“没什么，我只是想给他织一件毛衣。”

张兆和大吃一惊：主席夫人要给沈从文织一件毛衣？她看着江青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张兆和还是随手从椅子上拿起沈从文的一件衣服说：“这是他穿的。”

江青接过来看了看，又用手比画了一下，然后把衣服递给张兆和：“好，我知道了。”

江青离开了，张兆和把这件事说给沈从文听，沈从文也没说什么，更没有告诉任何人。后来他们就把这事忘了，当然，后来他们也没有收到江青的毛衣。

一直到1967年，沈从文才又想起江青，这时候他想托江青帮个忙，在他看来，这件事对江青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起因是沈从文想将已故的三弟沈荃的女儿沈朝慧接到身边来作为养女抚养，可是沈朝慧因无户口而不能在北京久住，无奈，她只得去长春投奔姑妈，下一步她将漂泊到哪里，没人知道。

沈从文看着很揪心，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在无法自保的情况下提笔给那位想给他织毛衣的主席夫人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准许沈朝慧回到他身边，幻想日后这个侄女能为自己的文物研究做些辅助工作。

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已工作十多年，搞综合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唯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做助手，不要国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可是，沈从文的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但他对江青仍抱有一丝希望，一年后在致大哥沈云麓的信中，他写道：“社会已完全翻新，旧时代同时的熟人多已谢世，我的一点点长处，在廿年同事中即已少有人懂得。因此一切本来极其平常合理的打算，今后恐不能实现，也极其自然。也有可能居然还能成为‘现实，那就是当我被整的材料送到‘中央文革时，偶然的偶然名字为总理、康生或江青三人之一看到，承认我仍然‘是个好人，并未犯过什么大过错，二十年中且老老实实地在用 《实践论》 求知方法进行学习，一切收获又恰恰能证明《实践论》 对文物研究的确能有新发现，我搞的研究工作，对于主席提起过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更有意义，那我一定就得救了。那么尽管可用的生命已有限，或许还可望争取一二年时间作出点点成绩报答党。”

可怜巴巴的一点点希望，收获的却是一再的失望。作为毛主席夫人的江青那时正青云直上春风得意，哪里会在意他这个落难的老师？令沈从文气愤的是，江青后来在会见美国记者威克特时说，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并大谈沈当年对自己的关心，这些访谈后来被美国人维特克写入 《红都女皇》 一书中。沈从文的外甥田纪伦看到后，将涉及舅舅沈从文的部分复印了寄过来，沈从文随手在复印件空隙处写道：“这个摘录如是从译稿取下的，内中倒似乎还怀了些好感，想我会像古代俗语，以为我这个‘石码头会靠近这只‘破贼船的。甚至于在过去四十多年前，曾经赏识过这个‘天才，不仅要她每天写一篇小说，还要九妹送她编毛线的钱，她还拒绝了。”

后来，江青可能觉得对不起沈从文，在某次重大活动中邀请他坐到主席台上，沈从文拒绝了，他在大会开始后悄悄溜进会场，找个角落坐下来，看着主席台上江青身边那个空空的座位……

沙家浜里的顺风船

沈从文没有想到，他手把手教过的弟子江青，后来与他的另一位弟子汪曾祺一度交往很频繁。汪曾祺自然也没有想到，他一生清清白白，到后来一脚踏进了浑水塘，不知道要怪自己还是怪命运。

1960年秋天，发配到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作了如下鉴定意见：“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

他就这样回到了北京，但是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却没有收他之意。等了一年之后，汪曾祺无可奈何，给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求援。北京京剧院负责人是个戏迷，知道汪曾祺写过剧本 《范进中举》，还得了全国大奖，就接收了汪曾祺到京剧院当编剧，汪曾祺就在这里遇到了江青。

那时候有一出沪剧叫 《芦荡火种》，江青认为不错，责成北京京剧院改成京剧，作为样板戏推出。这之前江青搞过一出样板戏 《红灯记》，反响很好，她想趁热打铁，再做几出好戏，推向全国。

汪曾祺作为京剧院的编剧，开始和抓样板戏的江青频繁接触起来。汪曾祺是懂戏的，他陪小说家邓友梅看 《伐子都》，说：“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人物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象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方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京剧演员裘盛戎的 《姚期》，他也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被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

江青是演话剧出身，也懂戏剧。一开始江青并不在意汪曾祺，大家在一起谈 《芦荡火种》，毛泽东说：“芦荡里全是水，哪有什么火种？那时候分明是星火燎原了，大火烧起来了，中国京剧喜欢以地名命名，我看，就叫 《沙家浜》 吧。”

于是，汪曾祺就将戏名改为 《沙家浜》，改了一稿。

江青对戏里的唱词极喜欢，就问团长杨毓珉：“这人是干啥的？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

杨毓珉把汪曾祺的档案调给江青看，江青看了说：“这人是地主家庭出身，还是右派，要控制使用。”

江青提出要见一见汪曾祺。那时候汪曾祺在剧团“牛棚”，负责选煤，军代表来叫他时他正一脸煤灰地干活，他赶紧跑到水龙头边洗洗。可是洗了半天，也没洗掉煤灰。他急得不行，身上又是一件破衣，便说：“我回家换件衣服吧？穿这衣服哪能见旗手？”

军代表说：“回家来不及，已派人到前面去买了。”

一会儿，就有人买了件蓝卡其衣服过来，让汪曾祺换上，去见江青。

见了面，江青也没说什么，却让汪曾祺着实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但是当着面，江青对汪曾祺的态度明显客气起来。

江青常常开口骂人，而且动不动就自称“老子”，让人很不舒服，但是没人敢顶撞她。她还有点喜怒无常，说翻脸就翻脸：“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但是不管她怎么生气，一转脸看到汪曾祺，马上就客客气气地，还亲自帮着汪曾祺摘了“右派”帽子，拉出“牛棚”。

1968年4月，京剧院军代表李英儒找到汪曾祺，说：“准备解放你，但是你那个 《小翠》 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汪曾祺说：“那你解放我干什么？”

李英儒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很难驯服的人，但是上面有指示，你去准备一下，写一个检查。”

汪曾祺回去写检查。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他，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台去表一个态。”等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

汪曾祺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他这样说了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同志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家都认为他态度很诚恳，就发给他一张票，让他看当晚的 《山城旭日》。不一会儿又将票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会儿，李英儒过来说：“你和阎肃分别坐在江青旁边，一人坐一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英儒又说：“陪江青同志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汪曾祺激动得满脸通红，就像做梦一样，一颗心怦怦直跳。江青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汪曾祺“解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祺说：“不好吧？”汪曾祺说：“好，很好。”

江青打断他的话：“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江青看中汪曾祺，就是看中他手中那支笔。《沙家浜》 定稿时，江青说：“这一场戏不好看，要改，我建议唱词里要写到朝霞，要花点心血，曾祺，这段你看看。”汪曾祺想了想，马上在纸上写了一段唱词：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

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

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

江青一看，十分喜欢。后来 《红旗》 杂志要发表各个样板戏的定稿本，江青又找汪曾祺他们讨论 《沙家浜》，以便定稿发表。江青说哪段要改，汪曾祺就根据她的意见改哪段，直到江青认可为止。改到阿庆嫂的唱段，江青说：“这段也不行，要改，阿庆嫂是开茶馆的，嘴皮子利索，又机智，都要写出来。”汪曾祺沉吟片刻，眨眼之间就在纸上龙飞凤舞地写道：

垒起七星灶，

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

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

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

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江青看后大喜，心里对汪曾祺十分赞赏，后来在多种场合说：“搞样板戏我们不是没有人才，写词我们有汪曾祺。”

江青谁都训斥，唯独没有训斥过汪曾祺

江青看过汪曾祺的档案，对汪曾祺的经历一清二楚，那么，她应该很清楚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弟子，而她自己，是比汪曾祺更早成为沈从文的学生的，所以要说起来，两人还算得上是同门师姐与师弟。看来，这段微妙的情缘多少还是影响了江青对汪曾祺的态度。好事越来越多地落到汪曾祺的头上，后来，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名字上了 《人民日报》。

1970年初夏，江青读完定稿的 《沙家浜》 剧本，十分满意，微笑着送走了汪曾祺。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京剧团突然接到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门城楼，参加“5·20”群众大集会，声援红色高棉人民的反美斗争。

当时汪曾祺正在赶写 《红旗》 约稿的有关 《沙家浜》 的文章，得到通知后他对军代表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军代表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天一亮，汪曾祺他们先在一个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西侧。

这天，江青没有出席大会。广场上有一百多万人民群众，红旗招展，红歌嘹亮，汪曾祺站在离毛主席不远的地方，听着毛主席的讲话——《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份林彪要作报告的讲话稿，到了林彪讲话时，汪曾祺一目十行地进行比对，最后发现林彪念错了好几行字。

第二天，《人民日报》 刊出消息，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的几百人名单中，有 “汪曾祺”三个字，他被划在文艺团体序列里，排在总名单的倒数第二行。

就是这很不起眼的三个字，可把汪曾祺的家人和朋友镇住了。当时他的许多朋友都在接受劳动改造，当他们在 《人民日报》 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看到听到汪曾祺的名字时，都十分吃惊。林斤澜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看到报纸一阵惊喜，他将报纸贴在胸口，面对北京方向喃喃自语：“曾祺，你上了天安门，你什么时候来救我呢？”

那时候，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在西北农村插队遇到麻烦——他不服从第一批招工安排，不愿到县城做商业工作，惹得大队干部极为不快，说：“你小子别刺儿头，不接受安排就回村里来放羊，别指望我们再安排你。”汪朗说：“你不安排拉倒，我找我爸去！”大队干部不屑地说：“你找你老子有屁用？他在牛棚里自身难保呢。”汪朗早有准备，拿出一份 《人民日报》 说：“我爸在牛棚？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吧！”大队干部看到报纸上“汪曾祺”三个字，很是吃惊，不敢贸然处理，东打听西打听，果然一切都是真的。大队干部也很害怕，最后只好依了汪朗，给他重新作了调整。

江青越来越看中汪曾祺这支笔，拍 《沙家浜》时，汪曾祺和剧团的人马大都待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说：“可惜汪曾祺在长春，要不，派专机把他接回北京。”还有一次，江青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 《毛泽东选集》，别的人都是随手拿一本递上去，给汪曾祺时，江青在扉页上特地写了一行字：“赠汪曾祺同志，江青。”江青的字写得很有力。

后来汪曾祺听说，这套 《毛选》 非常难得，只印了两千册，是毛泽东和江青专门留着赠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倍加珍惜。

当时 《沙家浜》 初演时，江青嫌芦苇荡里十八个伤病员太老了，不好看，江青说：“这些伤病员太老了，是胡子兵，舞台上一点儿也不美，要换，换年轻的，换戏校才毕业的。这段戏动作一定要整齐、漂亮。”后来全换了年轻人，果然好看多了。汪曾祺说：“在高层领导人中，江青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有一次，江青提了意见，演员们觉得不好，争来争去的，汪曾祺说：“别争了，这是江青同志的生死簿。”

还有一次，江青说：“一看 《红灯记》 我就落泪。”汪曾祺在背后小声嘀咕：“这不好，这会损寿。”

这两件事被人汇报上去，江青沉下脸，说：“咒我早死呢。”这事被京剧团领导知道后很紧张，让汪曾祺在党内作检讨。

汪曾祺说：“我没有恶意，只是诙谐，说说笑话。”江青后来可能是熟悉了汪曾祺的性格，知道他确实没有恶意，也就不再计较。

江青的工作时间都是黑白颠倒，沿袭的还是老上海女明星的习惯，每每叫汪曾祺谈剧本，一般都在半夜三更。听江青有一搭没一搭东扯西拉地漫谈，汪曾祺再困也不敢打瞌睡。好在谈完后总有夜宵，对于爱吃的汪曾祺来说，不免有所期待：今晚大厨又会玩什么新花样讨好江青？那些大厨特别巴结江青，有一天晚上送来一盘削去皮的小萝卜。江青用筷子挑起来，对汪曾祺说：“小萝卜去皮，真是煞风景。”汪曾祺心里一惊，不禁朝江青点点头，他认为这是和江青交往以来，江青说的最正确又最有意思的一句话，吃完后他又回味了一下江青的话，还是觉得有味。然后当着江青的面一边跷着二郎腿，一边点上一支烟抽着。据说，只有汪曾祺可以这样，换谁都不行。而且，江青谁都训斥，唯独没有训斥过汪曾祺，这可能是师姐与师弟间的一点点例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