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淮海战役》中，有一个片断这样描述陈布雷：他认认真真地向主人蒋介石建议，“赶快收拾人心”，提出让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向国库捐款，老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随即，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电影里饰演陈布雷的演员，似乎长得过于精气神了。其实那时的陈布雷形销骨立，憔悴痛苦。《赶快收拾人心》，是1948年11月4日南京 《中央日报》 的社论，殷海光的名篇，彼时正是人心所向。

陈布雷，1890－1948，浙江慈溪人

1948年11月12日夜，已经“油尽灯枯”的陈布雷，留给随身副官最后一句话“让我安静些”，写下一系列遗书，服下大量安眠药，次日再也没有醒来。陈布雷在59岁上自杀而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震动。

1890年生于浙江宁波慈溪的陈布雷，原名陈训恩，布雷、畏垒都是笔名。作为著名报人，陈布雷才思敏捷，文笔极佳;后被蒋介石招入麾下，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等职，撰写各种公文文告，成为蒋的“文胆”、“首席秘书”。如果说蒋介石在“武功”上离不开陈诚，是“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那么在“文治”上则是离不开陈布雷，亦是“中正不可一日无布雷”。一武一文，两位陈姓浙江老乡，成为老蒋的左膀右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两节标题正是 《一个武将——陈诚》、《一个文人——陈布雷》。

然而，文胆毕竟是书生，布雷终归是文人，他的一生都离不开一个“文”字。

文烈陈布雷：缘何自杀辞世

在陈布雷告别人世前一个月，1948年10月下旬，他的二儿子陈过因为要赴美留学，特来与父亲辞别。由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 《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书中，陈过撰文 《我的父亲陈布雷》，其中这样描述：

那时他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 《总体战》 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证之他遗书中有“油尽灯枯”之言，我怀疑这篇难产的文章，是否竟成了他的催命符。

陈过先生说得没错，那要他写的文章，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把稻草中的一根。陈布雷之死，并非是对蒋介石的什么“尸谏”。

文人陈布雷，因文而生、因文而逝。“文胆”首先是“文烈”。作为“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的陈布雷，他写过无数文稿，此为活着时的“文治显赫”之“文烈”;而同时，火候之温为“文”，火候之猛为“烈”，陈布雷“生当缱绻，死亦决绝”，这是他先“文”后“烈”、因“文”而“烈”、自杀而死时的“文烈”。

“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陈布雷看到国民党该去抓这样的机会，而看不到自己该如何“赶快诊疗自己，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最终遗言“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弃世而去。

在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陈布雷致烈荪先生的一封信札，已见陈布雷得的不是一般的病。当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时，陈布雷就与烈荪即郑文礼熟识;郑文礼是浙江东阳人，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成为法学博士后归国，从1928年起任浙江高等法院院长，长达18年，后因罹患胃癌，1948年在上海病逝。当时陈布雷在南京写信给他，向他介绍任职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弟弟叔谅即陈训慈，而信首就用很多笔墨聊叙自己因为“贱恙”，假归逾月，幽居疗治，迄今未见痊愈……这“贱恙”幽居疗治一个多月未见好，显然不是感冒发烧之类的“小恙”。

遍阅有关陈布雷的十多种文献书籍、悉心研究之后，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陈布雷自杀的根本原因，就是典型的重症抑郁症。可惜，那个时代，并没有“抑郁症”的概念，更没有治疗之妙药。而所有写陈布雷的书籍，回忆、分析性的文章，都没有提到、更没有抓住“重症抑郁症”这个牛鼻子。在陈布雷自己的文字中，出现很多的是“神经衰弱”“脑力益坏”。

陈布雷所呈现的症状，几乎覆盖了重症抑郁症所有关键症状——

第一个突出的症状，就是常常感到万念俱灰，而有一个念头却反复出现：自杀。陈布雷最后一篇杂记 《十一月十一杂记》 中讲到，他有“自暴自弃而自了”这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稍稍好转而免”。而在时令上，春夏之交自杀念头往往最强烈。国外有学者研究表明：通常会有“两个百分之六十”的数字：百分之六十的自杀者原因就是重症抑郁症，重症抑郁症想自杀者中百分之六十会自杀成功。

第二个就是严重失眠，各种睡不好。陈布雷患失眠症多年，非服药而不能安睡，他自己常常提到失眠之苦。其治丧委员会曾提出报告称：“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

第三是胃里难受，吃不进，往往当胃病治疗，结果适得其反。陈布雷经常是“没胃口”的，人变得日益枯槁。他的随身副官陶永标这样回忆最后一天：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吩咐伙房快上饭菜让主任用膳，不料他一口推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一碗半碗也好。”可他坚决不从：“我实在一粒饭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

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拖沓疲怠、不爱运动，怕见他人、害怕交往。陈布雷在说自己“油尽灯枯”时，这样写道：“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 （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

再就是常常出现无法自控的焦虑、自责等症状。陈布雷在所留的系列遗书中，反复说：“严重之心疾，不能自抑”、“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等。

抑郁症与基因有关，与脾气性格有关，与外部压力有关。高学识的社会精英，恰恰是抑郁症的高发群体。越是责任心强、敏感多思、做事认真的完美主义者，越容易得抑郁症。患者往往有“病耻感”，不肯与外人说。抑郁症本质上是一种生理疾病，大脑神经突触萎缩，无法传递产生快乐感的物质，这需要积极正确的医学治疗，对症服药，完全可以治愈。全球现有3.5亿抑郁症患者;我国超过3000万，仅10%的人去进行正规治疗。在那个时代，陈布雷不能像当今的名人崔永元、杨坤那样获得拯救，确实也是没办法的事。

与陈诚.二陈号称蒋氏“文胆武将”

文胆陈布雷：至死为人作嫁

“宁静致远，澹泊明志”——1939年陈布雷即将迎来五十岁生日之际，蒋介石提笔手敬书这8个字，赠给“布雷吾兄”，并附信说：“战时无以祝嘏，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祝嘏即祝寿，向慕亦真心。两句联语，国人熟识，就是不知老蒋为何把上下顺序反了一反。

蒋介石生于1887年，比陈布雷年长3岁。但他总是“反一反”，长期尊称陈布雷为“兄”、为“先生”，其他手下的人就不太有这个待遇了。陈布雷很“忠蒋”，甚至能到“愚忠”之境。蒋介石也深知陈布雷的谨慎、廉洁和自持，给予特殊的尊重、赏识和厚待;以至在他死后，蒋介石还为其题匾“当代完人”。

写文章是件苦差事，而陈布雷是“为人作嫁”。他深感“知遇之恩”，如椽大笔，自觉听命于老蒋。除了起草重要文书，还要作为智囊建言献策。

陈布雷是在1927年结识蒋介石的。当年老蒋急需一位写文稿的“秘书”，是陈布雷的堂兄、时任杭州市市长的陈屺怀推荐了陈布雷。布雷后来在日记里回忆这年4月，在杭州满觉陇的临江轩与蒋介石相会的情形，感叹“从此因缘，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

管它三七二十一，陈布雷做了二十一年文胆。在1934年前，谓之“准文胆”，他兼有其他职务，只是需要时才奔到老蒋身边——说是他一进南京，必有重要文告发表。“读懂蒋介石，从陈布雷开始。”在1935年后，他变成全心全意的“真文胆”，成为老蒋的“第一幕僚”，直至1948年辞世。

1927年，38岁的陈布雷去南昌停留两月，加入了国民党，为老蒋写了第一篇重要文告 《告黄埔同学书》;“文胆”要务，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抗战时期，同仇敌忾，同心戮力，他起草的文告中，融入激越的爱国情怀，名篇迭出，传诵一时。1938年7月他在武汉写的 《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力扬“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全文6000多字，气势旺盛，淋漓酣畅：“……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的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

当然，也有许多“奉命之作”，熬断青丝，写得不爽。“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要他代写 《西安半月记》，跟在奉化溪口写不下去，跑到杭州西湖边，在新新旅馆包房写作也常常卡壳，一次次改来改去。这类难写的文章后来越来越多——他甚至在日记里大呼：心拙力竭，拼凑而已！布雷之死，很大程度上就是写这些文章把他累坏的。

文教陈布雷：两任教育厅长

在成为蒋介石“全职文胆”之前，陈布雷的主要职务是“教育官员”，他两度来浙江出任教育厅长：1929年，是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提名的，张以“三顾茅庐”之精神，把布雷给“挖”出来。陈布雷却一心认为自己留在新闻界更为适宜，“较之从政，功效必远过之”。从1930年冬到1931年，他在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干了两年次长。1932年，他“二进宫”来浙当厅长。

陈布雷早年就读浙江高等学堂——即浙大的前身;他当过中学老师——宁波创办私立效实中学，他应聘任教英文等课程，其间还加入了同盟会;从1912至1919教书8年，其中还当过一任校长，所以他对教育较熟悉。

当年教育厅同事赵季俞，曾撰写回忆文章《陈布雷与浙江教育文化事业》，从中可见陈厅长这个书生还是蛮能干的，把浙江教育搞得风生水起：

扩充高等教育学校，派遣留学人员，考察留学生成绩，为本省储备人才，严济慈因此选补为官费留法学生;扩建、增设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普及乡镇小学，全省增设了小学456所;创设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举办识字运动宣传周;在1930年举办首届全国运动会，随后创立了省立体育场……

1933年12月23日，陈布雷厅长致信新任的浙大校长郭任远，说明自己在省政府另有事务，请厅里一位科长前来与会，办理“代为盖章”等事务。陈布雷谦称自己为“弟”，而这位1898年生人的郭校长，才35岁。

郭任远是留美归来的心理学家，却完全不懂教育心理学，他推行军事化管理，甚至“衣冠不整”都可以成为勒令学生退学的理由，令很多学生不满。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2月20日浙大学生集会声援，要到南京请愿，结果遭到大批军警阻拦，12个学生被捕，郭校长还开除了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学生被激怒，发起“驱郭运动”。陈布雷在日记里记录了“此次浙大学潮，由爱国运动而转移于反对校长”，恰好他长子泉儿 （陈迟）又在这里上学，“乃为该校学生运动之中坚，殊出乎意料之外”。

郭任远在12月21日就悻悻地离开了杭州，他肯定想不到自己竟会在浙大翻船，才干了两年就被赶跑。作为著名心理学家、港大校董的郭任远，1970年逝于香港，享年72岁。

郭被赶走，一个好事就是浙大迎来了校史上最伟大的校长——竺可桢，而陈布雷正是力荐者，正是他陪同竺可桢去见蒋介石的。

与幼子陈砾

文心陈布雷：雷鸣唤醒迷津

在骨子里，陈布雷喜欢从文而不喜欢从政，他的真正志向是以“言论报国”。结束生命前夕，他曾对女婿袁永熙感叹：“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啊！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于今悔之晚矣！”他还对同乡同门书法大家沙孟海说：“我只想搞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啊！”

“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陈布雷年轻时文采风流，如椽之笔，横扫千军如卷席，而他自己则是醒着进入了“迷津”。

陈布雷的报业生涯，起步于 《天铎报》，开始于辛亥年。《天铎报》主要出资人是杭州萧山的思想家、实业家汤寿潜，社长正是陈布雷的堂兄陈屺怀，戴天仇即戴季陶是评论主笔。1911年春，陈布雷浙高毕业前夕，途经上海暂住 《天铎报》，戴天仇要回乡结婚，就请他代写评论。陈布雷由此成了一名“实习生”，所写短评，锋芒初见。如今 《陈布雷集》 一书的打头文稿，即是民国元年1月1日至14日这两周的时评。到了夏天毕业了，陈布雷即到 《天铎报》 就职，正式成为媒体人。从此，一片文心在新闻。

刊布评论文章，他署笔名“布雷”。学生时代同学戏称他为“面包”——英文为Bread，译音即“布雷”，布雷由此名布天下。他倾情于新闻评论，写下诸多拥护辛亥革命、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的时评，引起广泛的共鸣与共振。

陈布雷后因被人所忌，任事半年，即告返乡，当了老师。不能“治国平天下”，那就“修身齐家”、生儿育女。他最疼爱的女儿、非常美丽的“怜儿”陈琏，就是1919年在老家出生的。

1920年，陈布雷再度出山，先是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 《韦氏大学字典》 的编译。时值《商报》 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职编辑主任，一时间每个工作日几乎都要撰写评论。他的文章说理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比如 《翻云覆雨之政局》  一文，识见甚高，百年过去未过时：

“中国者，民国也。国既以民为主，而人民对此纷纷扰扰之政局，竟始终不相闻问，帝制之酝酿、复辟之鼓动、安福之捣乱，国人之中未尝不有早已窥见其微者，乃一般之国民袖手旁观而不问也。……故中国之坏，坏在人民坐观成败，而未尝出其自身固有之能力……”

1923年，陈布雷始用“畏垒”的笔名。他写作时，“连续不断吸香烟、喝浓茶、吃馒头，这三件东西下了肚，他的掷地有金石声的文章也跟着完成了”;有人曾劝他多用曲笔，他说得干脆：“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

后来的事情就是，蒋介石托邵力子给陈布雷送来签了名的戎装照，以表仰慕之意，自称“弟蒋中正”。1927年，应蒋之诚邀，陈布雷赴南昌与之见面，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布雷一生，属于自己的作品不多;如果不是弃文从政，他有可能不会自杀，更有可能著作等身。惜乎，历史无法假设。

“文革”陈布雷：凝咽两代悲歌

陈布雷的家乡浙江慈溪，是孝慈之乡、文化之乡，曾经文脉昌盛。陈布雷的父辈祖辈为茶商，言商重学，可惜他父亲陈依仁49岁上早逝;虽诊断为肺炎 （一说伤寒），但陈布雷在回忆文字中提到他爸“近年精神衰弱，常自忧不寿”，原来这也是一种抑郁的种子啊。

陈布雷的发妻是杨宏农，1909年结婚;品貌端庄秀美的杨氏，先后生儿子陈迟、陈过、陈适，女儿陈琇、陈琏。不承想，1919年生陈琏时，气血两亏，因患产褥热，女儿才刚满月，爱妻即撒手而去。陈布雷悲痛欲绝，一时智昏，迁怒于婴儿，将她扔出窗外……这个可怜的陈家二小姐，襁褓被院子里竹篾编就的葡萄架给接住了……对自己的疯狂举动，陈布雷深深痛悔，次年离乡赴沪工作前，给二女儿取了个乳名：怜儿。后来学名陈琏，即为谐音。

20年后的1939年，怜儿长成大家闺秀，英气逼人，美得让人感叹“青春万岁”。陈布雷所想不到的是，抗日救亡环境中长大的女儿陈琏，在重庆北碚的四川国立二中女生部读高中时，就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陈布雷最疼爱的儿子，是续室王允默所生的幼子陈砾，陈砾后来不仅受父亲影响成为著名报人，而且受二姐陈琏影响，也加入了共产党。

1939年暑假，陈琏考上西南联大，和同样是地下党的经济系二年级学生袁永熙相识并相恋。1947年夏天，两人在北平隆重举行婚礼，胡适、成舍我都是座上宾。但蜜月刚过不久，两人就意外被捕，原因是北平地下党组织被部分破坏，袁永熙有名片被间接搜走，特务就来抓他。

此时陈琏已有孕在身，更是有信仰在身，她咬着牙经受住考验;丈夫那边受到严刑拷打，却依旧守口如瓶——夫妻俩绝不暴露中共身份。几个月过去，“蒙在鼓里”的陈布雷，终于将两人保了出来。

1948年陈布雷自杀前，亲人中见最后一面的正是袁永熙，一个他所不知道的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琏任团中央少儿部副部长，在胡耀邦领导下工作。袁永熙也曾在团中央工作过，1954年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两年后下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由此命运急转直下。陈琏为了3个孩子，被迫与他离婚，1962年调至上海工作。

后来，“文革”来了——在所有带上“文”字的词语中，最可怕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在这场风暴中，陈琏躲不过去，她被批斗，造反派诬她是叛徒、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1967年11月19日，留下绝命书后，48岁的美丽母亲陈琏，决绝地扑向了窗外的蓝天。这位在敌人的监狱里宁死不屈的女共产党员，死在自己人刮起的红色风暴里。两代悲歌，让人间无语，让大地凝咽。

“文革”跳楼，何止陈琏。平反昭雪，迟早到来。陈琏在团中央时的老领导胡耀邦，后来为她题词：“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告别人世已近20年的陈布雷，与“文革”发生直接关系的，就是他的墓地。一生清廉的陈布雷，归葬清净的西湖九溪十八涧。1948年11月19日，浙大校长竺可桢在日记里说，下午二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12月10日上午10点，竺可桢与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参加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入穴，随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笔、一本《圣经》。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这一天，冬雨霏霏，穿着蓝布长衫的蒋经国，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步行……后来“文革”的风暴不客气地刮到这山涧，跟西湖边许多墓穴一样，陈布雷之墓被平毁，“棺木挖开时，里面的衣裳还没有腐烂，藏青色的，绸缎的。棺木内还有一支金笔”。上世纪90年代坟墓重建，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

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经由浙江省委统战部向陈布雷颁发了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由他的儿子陈过代领。之后，陈氏一家将这枚纯银镀金的纪念章，捐赠给家乡宁波市档案馆。

陈布雷一定会常常想起，当年他在杭州的日子是最愉悦的，那时他和家人在一起，泛舟西湖中，漫步白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