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笔者在北京西郊的红山口拜访曾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后在国防大学纪委书记任上离休的周家鼎将军。周将军对笔者说，在“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风起云涌之时，周总理日理万机，但他时时刻刻关心着中央有关领导的安全。为此，他亲笔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希望诸位一定要谨言慎行，不要说出格的话，不要做过头的事，不然他就不好说话，也不好保护大家了。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决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当时指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

总理把信写好后交由周家鼎直接送给各位副总理和一些老帅们，还特别交待，信一定要送给本人签阅，如果没找到本人，就送下一家，不放办公室，也不要让秘书转，以免内容外泄。周将军回忆说，当他一家一家地将总理的这封信分别送给陈云、陈毅、李富春等人后，这些老领导们看后都非常感动，有的一边在信上签字一边掉眼泪。这封信传阅一圈后，周家鼎回到西花厅后仍交给了周总理，总理看了后当场就把信烧了。

笔者还曾在京拜访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童老对我说，“文革”中造反派无法无天地到陈云家抄家，总理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他以总理联络员的身份去制止。童老还说，当时的红卫兵小将们绝大多数人还是尊重总理的。因此，只要总理派人制止，那些“小将”们也就不敢放肆了。

由于周恩来在“文革”特殊岁月里像一棵大树一样保护着许多老干部、艺术家和科学家，所以被诗人们赞誉为“参天大树护英华”。然而本文说的却是一位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过的、名叫霍英华的女同志受周恩来的秘密委托保护廖承志的事。

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广州就认识了还是翩翩少年的廖承志。其父廖仲恺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母亲是后来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何香凝女士。因廖仲恺早年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而他的女婿李少石又于1945年在重庆遭国民党伤兵误击身亡，因此，周恩来对廖承志多了几分关心和爱护。早在长征时期，周恩来就曾巧妙地从张国焘的“虎口”中救下廖承志。文革时，廖承志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简称“外办）副主任（主任由陈毅兼任），无论是本单位还是其他中直单位的人，都喜欢叫他“廖公”。由于他历史上的复杂经历，便也成了造反派们批斗、冲击的对象。

霍英华父亲是位革命烈士。新中国建立初，才十六七岁的霍英华调任邓颖超的服务员。因为文化水平低，周恩来就让她边工作边上速成文化学校。当时她工资低，连乘公共汽车的几分钱也花不起。周恩来、邓颖超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100元钱，从北京天桥旧货市场给她买了一辆女式自行车，好让她骑车上学。

由于霍英华工作勤恳，思路敏捷，说话声音清脆，所以曾四度调到邓颖超身边工作。在她当邓颖超服务员期间，和周恩来也多有接触。上世纪60年代，霍英华调到国务院外办工作，开始仍然是服务工作。“文革”刚开始不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外交学院以及由中央文革的王力支持组建的“批陈（毅）联络站”等造反派组织曾气势汹汹地联合起来冲击国务院外办，扬言一定要夺外办的大权，夺廖承志的权。周恩来赶到现场后，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可是造反派们自恃有王力撑腰，竟把周恩来的话也当耳边风。这时，只是一个普通服务员的霍英华挺身站了出来。她对那些无理取闹的造反派们说：“你们要揪斗廖承志，夺廖承志的权，这是一件大事。可是，我们国务院外办也有造反派组织（当时也称革命群众组织），而且是我们中直机关中最早实现大联合的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廖承志的错误我们外办的同志知道的不比你们少，而你们来揪斗他却不同我们商量。如果我们让你们把他带走，我们外办还要不要搞斗批改？我们外办的同志要不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外办的造反派要不要把廖承志的错误思想批深批透？你们现在来揪廖承志没有同我们外办的革命群众组织商量，更没经过我们的同意，所以我们坚决不同意你们把廖承志揪走！”接着，外办的造反派组织喊起了响亮的口号，支持霍英华作为外办造反派组织代表讲的一番话。

霍英华因为出身贫农，父亲又是革命烈士，在当时属于“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她这一番话把到场的上千名外来的造反派给完全镇住了，连那些头头们也张口结舌而无可奈何。此举给周恩来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周恩来还曾对他的副卫士长张树迎说，原来他一直以为霍英华只是个识字不多的服务人员，可是她不仅注意学习，讲话时还能掌握逻辑分寸，这样的人当一辈子服务员就委屈人家了。不到两年时间，霍英华就被调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当上了人事处处长。

周恩来发现霍英华有一定的能力后，便进一步部署了保护廖承志的措施。

首先，周恩来对当时国务院所属干部都要下放到宁夏平罗县国务院机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事做出特批：廖承志患有心脏病，不去“五七”干校，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其他留京的几个同志成立国务院机关事务留守处党支部。这就首先保证了廖承志能留在北京，而且廖承志在北京的住地也由周恩来直接安排。这样，一旦发生事情或遇有重要情况，周恩来就可以随时掌控，就近处理。

接着，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外办专门成立一个“廖承志专案组”，“要把廖承志的事情管起来”，好让社会上那些找廖承志麻烦的人找不到任何借口。

廖承志专案组于1967年2月成立，人员按周恩来意见组建：组长李新华，组员有张和平和霍英华。这个“专案组”给人公开的印象是审查廖承志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周恩来交给他们的任务却是两个：一是照顾好廖承志的生活，注意他的心脏病病情，督促他按时服药;二是应付外界造反派组织前来揪人和外调。外办已经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对外的理由是：廖承志已经被外办革命群众组织专政，正在接受外办专案组对他的审查，现在他要好好写自己的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他不能在这个时候为任何人写证明材料。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相当多，但是，经专案组一挡，也就毫无办法地走了。不过也有来头大的。像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领导的、中央文革第三办公室专案组，也于1967年3月派人找到国务院外办廖承志专案组，向他们吹风说“廖承志的历史问题，中央已经定性了，他是潘汉年线上的大特务，他与日本人关系密切，所以，关于廖承志日本特务的问题也正在审查中”等等，希望廖承志专案组能和“中央三办”配合。廖承志专案组根据事先制定的方案回答“中央三办”说：“你们要的关于廖承志的这些材料，我们没有，只有外办院内院外群众贴的大字报，你们可以自己去看，自己去抄。”中央三办的人见无机可趁，只好悻悻地回去了。

就这样，廖承志在周恩来的精心保护下，一年又一年平静地过去了。他不仅平安无事，有时还能为党和国家做点工作。到了1970年9月，由江青一伙强加给廖承志的那些罪名，基本上都在周恩来的证明和指导下，由廖承志专案组给排除了。但那是一个特殊的非常时期，在中央未宣布对廖承志的结束审查之前，谁也不敢说廖承志没有问题，更不能随意解除对他的“监管”。而此时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老人已是风烛残年。何香凝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

何老太太到了晚年，因为重病缠身，更加思子心切。她就让廖承志夫人经普椿给西花厅打电话，希望国庆节期间能让廖承志回家一趟，好让他们母子见见面。

周恩来十分尊重和体谅何香凝这位革命老人的心情，但他又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时期，不能给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一伙人留下任何口实，给他们制造机会，使保护廖承志的努力前功尽弃。于是，周恩来利用一次到毛泽东那儿谈工作的机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一听哈哈笑着说：“这事你说了就行了，就不用再问我了。”于是，周恩来对还在“监护”中的廖承志回家探母一事又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

周恩来亲自找来当时驻国务院的军代表丁江，向他做了具体交待。再由丁江出面召开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这两个单位的军代表以及国务院外办廖承志专案组组长参加的专门会议，传达落实总理关于廖承志回家探母的具体部署。周恩来明确给廖承志专案组交待的一个任务是：选派一名年轻、政治品质好的女同志跟随“监护”廖承志的往返，同时兼顾廖承志的健康安全。军代表们研究规定的是廖承志于9月30日下午3点离开监护地，10月3日下午5点前返回，并报经周恩来批准。其实，周恩来要廖承志专案组去一名女同志是有玄机的：一是专案组只有一名女同志，那就是霍英华;二是霍英华曾多年在西花厅工作过，让她去，明为“监护”，实为照顾。所以，霍英华听到周恩来的这个决定后，心情十分激动，这是总理向她委以重任，也显现出对她的充分信任。所以识字不多的霍英华当时就写下四句诗，作为向总理表示的决心：

总理指示千钧重，廖公安全系我身；特殊使命担重任，倾尽全力报党恩。

为了将廖承志回家探望母亲的事做到万无一失，廖承志专案组又在组长李新华的主持下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考虑和讨论，三个人一起集思广益，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分析，并对解决可能出现各种问题的方案取得了共识。其中有：一、如果在廖承志探亲期间遇上坏人来揪他或是他心脏病突然发作，霍英华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找总理秘书钱嘉东，由钱秘书直接请示总理处理意见;二、关于廖承志的饮食起居和健康问题，专案组统交由廖夫人经普椿负责，包括按时服用常备药品等;三、廖承志母亲和霍英华之前互不认识，这次由于情况特殊，又不能对老人明说，在老人眼里，专案组的人就是当时社会上的极左分子，因此为了让老人安心，霍英华要尽量回避，不让老人见到她。霍英华如果有事可以同丁江以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侨委的军代表联系，因为总理对他们都已有过明确交待和具体指示。

9月30日，霍英华陪同廖承志由“监护”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乘车出发。开车的李师傅把车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以防万一。当时，廖承志家住北京东城王大人胡同。车开到廖家门口，一进大门，廖夫人经普椿就又惊又喜地迎上来并和丈夫耳语几句。廖承志一听就对霍英华说：“来，你随我来。”霍英华莫名其妙地跟着他来到院子里的一个洞口，廖承志指着那洞口说：“这里是防空洞，平常这洞口是遮挡着的。”霍英华当时还有点不理解，后来一想才明白，这是廖公怕他回家走漏风声，造反派来抓他时，他可以躲进防空洞，但得让霍英华心中有数，不要真以为他不知去向了。

廖承志回到家中后，何香凝老人特别高兴。廖承志和母亲谈了一会话后就和经普椿双双来到霍英华住的房间，经普椿高兴地说：“老太太见到想念的儿子，精神好极了，有说有笑，特别高兴。是这两三年内第一次和儿子一起过国庆节、一家人团聚。”话语中流露出廖家对周恩来的深深感激之情。

10月3日，是廖承志预定返回的日子。午饭后，经普椿找到霍英华，有点忐忑不安地问：“今天下午你们一定得回去吗？”

“是的，要按时回去。”霍英华当时想到这个时间是总理亲自批定的，只能如实回告。

经普椿听了，满含期待地说：“能不能请你向领导反映一下，他回家这三天来，老太太很高兴，和儿子一起过了节，情绪刚刚稳定下来，她需要儿子陪她，不希望儿子再离开她。她现在已是风烛残年，卧病在床，儿子这次要是再走了，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她会向我发脾气，问为什么刚回来又把他放走了？我们没法向老人家交待！老太太这一生为她这个儿子已经经历过数不清的苦难！”说着说着，经普椿的声音就哽咽了。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的廖承志面对眼前老母亲的这点要求，心情也很沉重而复杂，处于一个极度两难的境地。

霍英华的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廖公是她心目中崇敬的人物。此次回家探母是总理一手安排，要她来监管是假，实际上是保护廖承志。当时，正在被批斗、监管的干部有几个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的？现在总理批定的探家时间到了，按时返回是必须的，不能轻易变更，以免发生意外，她霍英华也无权更改，更不能为这件事再去惊动总理。因为总理太忙、太累了，每天有多少党和国家的大事在等待他去处理。然而，如果年逾九旬的老太太因为儿子这一次离家引起悲痛万一有个闪失，那不仅对国家和人民是个重大损失，而且也将把周恩来为了保护廖公一家所付出的心血完全白费了。这可把霍英华难死了！专案组关于廖公回家探母设想的意外情况都没有发生，可偏偏没有考虑到家属要多留几天这一预案。

在“专案组”与廖公相处的几年中，彼此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和信任，廖公心中已经清楚和明白，有关他的这个“专案组”凝聚着周恩来保护他的心血与智慧。此时，他看霍英华十分痛苦为难的样子，长叹了一口气，又调整了一下情绪，抬手示意经普椿不要再说下去。

就在廖家的空气几乎凝固的时候，室内电话铃响了，点名要专案组的小霍接。霍英华抓起听筒，听到了清晰的声音：“喂，是小霍吗？我是丁江，总理要我打电话给你，今天下午你们不要回来了，让廖承志在家多住几天，好好陪陪他母亲，也好让他休息几天。总理要求他注意身体健康。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听我的通知。你要把我的电话告知廖承志夫妇，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霍英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她如释重负，激动得三步并作两步地回到客厅，一口气把丁江的电话内容告知了廖承志、经普椿夫妇。

经普椿激动得一头倒在了沙发上。廖承志一下站了起来，一往情深地望着远方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很显然，他是在感激那棵荫庇他的“大树”。

霍英华对笔者回忆说，过了没几天，她在廖家又听到电话铃响，经普椿接的电话，说了很长时间，原来是总理亲自打的。

经普椿接完电话后，就和廖公一起来到霍英华的房间。一进屋经普椿就笑呵呵地说：“刚才电话是总理打来的。他问老太太、承志和孩子们的情况。一家老少都问到了，我向总理汇报了家中的一切。我对总理说，外办的霍英华还在这里。总理说，‘这个同志过去是跟过小超大姐的，我知道她。”“哎，霍英华同志，你过去在西花厅工作我怎么不知道呀！”还没等霍英华回答，廖承志又抢着问：“你在西花厅工作是哪一年？我常常去西花厅，怎么一次没见过你呀？”

在“文革”那样一个特殊时代，老干部们人人自危，但只要听到是西花厅的人或者在西花厅工作过的人就都像尝够辛苦的媳妇一下见到娘家人一样，心里充满了亲切感。也只有到这时，经普椿、廖承志和廖家人才完全解除了对霍英华的戒备。所以，霍英华也十分随和地回答廖公说：“我是五十年代初在大姐身边当服务员的。那时无论哪位领导去见总理，他们谈的都是国家大事，我们服务员都得回避呀。”

霍英华在廖公领导下已经工作多年，“文革”中又朝夕相处、“监护”他好几年，直至周恩来亲自给他家打电话，才“暴露”出霍英华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周恩来能让廖承志留家不回单位继续被监管，就预示着廖承志被“监管”批斗的政治待遇即将结束，廖家人也才得知霍英华这位青年“造反者”是由周恩来一手安排在廖承志身边的“自己人”。

是年10月底，霍英华接到丁江的电话通知，总理说她已经完成了“监护”廖公的任务，可以向廖承志及家人告别回单位。于是，由周恩来亲自导演的霍英华“监护”廖承志的戏终于收场落幕了。

到1972年，何香凝老人病危，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再一次赶到病房探望。何老望着与她共事半个多世纪的周恩来泪眼婆娑地说：“总理，我与夫君生前有约，生则同衾，死则同穴。所以，我有一个请求，死后不火化，与仲恺合墓于南京紫金山下。”周恩来当场答应了下来。谁知此事被一好事之徒密报给了江青。江青如获至宝，赶到毛泽东那里如此这般地告了周恩来一状。谁知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起来，对江青说：“江青呀，总理就是过去的宰相。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全国的大事、小事他都管。这么点小事都不让他管，那他还是什么总理？”江青讨了个没趣，何老太太最后圆满地归葬南京，与她的夫君廖仲恺合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