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贤书院按：去一趟洛杉矶，巧遇八十年代移居美国的黄女士，都是中华儿女，自然聊些家史情怀，方才晓得黄女士的舅舅赵师梅教授是一个著名人物……黄女士从书柜里拿出图书《无私奉献一生的赵师梅先生传略》，我恭恭敬敬地摘录下赵老的回忆文字和部分图片。

今天把这些历史发到传贤书院，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传贤，要赶快！传贤从自身做起，传贤从自己家的历史做起。

赵师梅，原名赵学魁，1894年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09年考入武昌昙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成为电机科第一班学生。1910年赵师梅加入革命团体共进会，任校内共进会代表。1911年仲夏，赵师梅等三人受共进会负责人刘公之命，制作“铁血十八星旗”。武昌首义前夕，赵师梅担任秘密交通员，起义当天冒着生命危险赶往南湖炮队，通知炮队配合进攻总督官署，并参加了围攻总督府的战斗。武昌首义后，湖北革命党人与清廷南下的北洋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在战火纷飞的武汉保卫战中，赵师梅坚持奋战达一月之久，在汉阳防守战中负伤，因军功卓著被授予甲等功勋。

1913年孙中山先生从参加武昌首义的志士中选拔一批革命青年出国留学，赵师梅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国留学。1922年他以优异成绩获美国里海大学最高奖学金“威尔伯奖学金”并获得机电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在上海受到孙中山先生的亲切接见。正是这次终身难忘的见面，使他放弃了“工业救国”的初衷，转而矢志“教育救国”。自此，赵师梅淡薄名利，谨遵中山先生教诲，从事大学教育凡六十余载。他先后筹办江汉大学，受聘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及湖南大学教授。1929年起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兼电机系主任，1953年转任华中工学院电机系教授，1958年调任武汉工学院教授。

作为武汉工学院重要创始人之一，他主持创建了学校电机系和电机实验室，并兼电机系主任，为国家培养电机电器工程专业技术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亲自参与并见证了学校白手起家、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在武汉工学院工作的26年里，他的身上始终闪烁着教书育人、无私奉献的生命之光，学校师生更是难忘他克己奉公、助人为乐，不遗余力扶掖莘莘学子的传奇故事。他生活俭朴，“衣履尤其朴素，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所得薪水，大多用于资助贫困学生、教工或同族子嗣”。早在三十年代，因衣着过于俭朴，他一个大名鼎鼎的大学教授，竟被人当成黄包车夫。他64岁来到武汉工学院，只身住在学生宿舍楼，在教工食堂就餐。他每日早餐快吃完时，总是用一小块馒头把碗里稀饭、米汤刮净后一起吃掉。他老伴住在喻家山华中工学院，与街道口马房山武汉工学院相隔数十里路程，从1958年到1980年的22个寒暑之中，他常年坚持徒步，星期六步行回华中工学院家中，星期日晚上再一步步走回马房山。晚年的他足疾严重，有只脚大拇指长了一个骨包，他就把常年穿的解放鞋在骨包处剪一个洞，继续穿用行走。

赵师梅经常说：“我是赤身来到人间，我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我的一切都要还给人民！”1984年10月，赵师梅教授临终嘱咐把自己积蓄的10000元人民币捐赠给武汉工学院，以“扶掖后人，奖励学子”。弥留之际，他还在谆谆叮咛，反复对夫人殷学明说：“一定要实现我的诺言！”1986年，学校根据赵师梅教授的遗愿和殷学明的申请，决定将他捐赠的10000元人民币设立“赵师梅教授奖学金”，殷学明还从自己的工资中每月拿出100元作为增补基金。1987年，武汉工学院设立的首个奖学金“赵师梅教授奖学金”首次开奖。1993年，学校召开赵师梅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赵师梅教授塑像安放仪式，并发出为扩大赵师梅教授奖学基金，在校内外、境内外开展捐赠活动的通知。

下面的文字是赵师梅教授没有完成的回忆录（摘自图书《无私奉献一生的赵师梅先生传略》）：

（一）

出生我是1894年（甲午）农历九月二十五日在巴东楠木园山坡上韦家荒一栋庄屋里出生的。韦家村一组相连房屋仅八栋，在我家山坡下约半公里。韦家是太平天国时期迁入这个荒山的。在我出生20年前左右，韦家已开始中落。当时在楠木园经营百货、糕点、药房的祖父和大伯父则生意兴隆，因此买下这所庄屋。祖父即由楠木园迁居其中。我童年时，家中有曾祖母、祖父母、父母、么姑、哥哥、妹妹、弟弟十口人。并雇有大师傅（厨工）一人，榨箍师傅（榨油）二人、农田师傅二人、放牛娃一人，吃饭时有两桌人。他们师傅们坐一桌，我们家里人坐一桌。韦家村小孩们呼我们为“搬家子”（外来户）。因此家中禁止小孩到韦家村游玩。

（二）

小学时期1900年正月底，我随父亲来到楠木园赵义和老号。次日由父亲带我和另一个叔伯弟弟学诗（小我两个月）到镇东头王爷庙拜见陈家翟老师，从那时起陈老师就是我们兄弟启蒙老师。1902年陈老师告老回家，由父亲代替他的教学任务。一直到1905年初，巴东县立高等小学堂正式开学。我和第弟学诗进入该校，成为该校第一班最小的两个小学生。教我们国文的是薛廷唐老先生，73岁了。是个拨贡。他是我父亲的老师，我们兄弟对他很是尊敬。他家在火峰，距县城70里。也是唯一住在学校的老师，同我们这些乡下来的学生一同吃饭的。共两桌人,每桌六个学生。两荤两素一汤。蒸鸡蛋算是一碗最好荤菜。那些年大的小学生总是趁老先生添饭时即抢挖鸡蛋。待老先生回桌时，蒸鸡蛋所剩无几矣。我们兄弟二人觉得不对，因此约好不抢鸡蛋，必须老先生挖后，我们才挖。起初他们留下的比一半要小，久而久之，约略留下一半了。1908年年低，我们三十几个小学生毕业了。

（三）

中学时期1909年春，我们兄弟二人随祖父的货船（装的桐油、漆油、乌桕木油）到沙市办货。船在沙市停留一二月，以便出货进货。而我兄弟两人，又从未单独出过远门，祖父不放心，于是请船主向立信送我们到汉口（向立信熟习汉口）再到武昌我父亲处（父亲当时在武昌学习）。半月后，我们考入昙华林中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当时学校是不管食宿的。我们和另外两个同学在土司营某花园内租了两间房，开始了我们中学学生生活。此时巴东人在武昌者总共仅八人：其中有邓玉麟（约30岁）高尚志（约25岁）两人都是新军（指张之洞组织的军队，旧军指曾国藩组织的军队）而且都是共进会（同盟会分支）的会员。他们给我们一些革命小册子，如《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猛回头》、《黄帝魂》、《烧饼歌》等。并由邓高两人介绍我们两兄弟入了共进会。

1910年春邓在巡道岭街某号租得房屋一栋，挂牌同兴学社，其实是共进会在武昌的外围机关。我俩就由土司营房舍迁入同兴学社。自此以后几乎每月的头一星期天，炮队总头孟发成同志总是来我处向邓反映炮队情况，并了解革命进展的形势。而我们兄弟就成了炮队的联络人。

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后就有谣传说农历八月十五日要在武昌“杀鞑子”。于是在我们这所区所的中学三个共进会员（我们兄弟及陈潭秋之三兄陈磊）及另外两个同学同情革命者，于四月初某星期日将辫发剪掉。学校学监发现后，责令我们戴假辫上课。我们说若朱监督戴假辫我们就戴。（我们学校的监督朱树烈是刚从德国归来的，自然是西装革履没发辫者）。学监无词以对，只得听之任之。但我们在街上走路时市民总是以惊异眼光对待我们。

1911年暑假前某星期日，共进会武昌区总负责人刘公（字仲文）是襄阳的大财主，开初筹得3000元，本欲进京捐官，受到广州起义启发，觉得清朝已到末日，无意再去北京，因此武昌首义前一切革命活动经费都来自刘公私人之手。刘公召集我们兄弟和陈磊三人在他的大会客厅内说：“我这里有个革命军的九星旗。你们将这几匹红洋布剪成长是宽的1.6倍，共剪20面，将这九星旗绘在红布中央。”我们首先是将样旗绘在红纸上，经刘公认可后，才绘在红布上。每天下午到刘公家工作数小时，约一个月时间即完成这一任务。

1911年农历八月初第一个星期天下午在同兴学社开领导会，有共进会文学社两会的部分领导人（武昌新军中有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济会）。开会时有邓玉麟、高尚志、孙武、彭楚藩，刘复基等。三时孟发成左手用白布包扎，同另一炮兵同志来到时报告：“炮营中有几个同志要回河南省亲，同营兄弟酒肉饯行，划拳、歌唱声震全营，营长出面制止，与营长发生口角。愤而拖枪出营。”在场领导们都说：“我们发动队伍支援他们”。唯刘复基同志说：“请邓玉麟同志即刻前去炮队调查一下，若人数不多，请他们将枪枝存放亲友处，只身回河南省亲。”我随邓玉麟前去炮队调查，只有两排人（20人）拖枪离营。孟发成手伤是阻止兄弟们拖炮出营被炮身碰伤的。拖枪出背者其中有一人名齐生元者曾用草席裹其马枪当晚来到间兴学社过夜，并将枪放到我房篾席天棚上，次早即回河南。

1911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小朝街文学社机关开会时，被军警围捕，并捕去40余人，有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杨得胜等人。蒋翊武身着农民粗白布短褂，并有发辫，走在这40余人最后边，并有一群小学生们跟在这个队伍后面。在进入总督衙门大门时，守卫兵以为这个乡下人也是随同小孩看热闹的，持枪出门阻止，并严厉骂道：“你这个乡下人，跟着他们做什么”，并推他一掌，手足松绑随小孩子们一起出了城门，在鲶鱼套过江到鹦鹉洲，乘湖南船去岳州。所以次日武昌起义时，这个文学社的头头不在武昌。

次日早，我们开门后，全城人民惶恐，全城十门紧闭，总督衙门前电杆上挂着革命党的三个人头。邓玉麟昨日去炮队未回，我即去29标找高尚志了解情况。高说三个烈士是刘复基、彭楚藩、杨得胜。你去炮队传达我的命令：今晚十二时，不论城内如何，必须起事，不然明天还有40余个人头也会落地的。我即去炮队找到了老邓，并告诉高的话。回到同兴学社已是下午三时，待我推开第二道门时，一个警察即把我的手捉住。屋内大厅里正 坐着两个警察。弟弟及房东夫妇均不在家。这个警察把我押到巡道岭派出所。在该所有两间空房，里面一房关着房东夫妇。外面关着弟弟。警察把我和弟弟关在一起。虽然我和弟弟都跑了半天，又未吃午饭，但精神很好，就坐在地上，下成三棋，一直到天黑，两人都在地上睡着了。

子夜一时左右，房东太太在隔壁墙壁大叫：“大赵，小赵，山前炮响了，警察都逃了，我们回去吧！”我们起来一看，果然派出所内，除了我们四个人外，别无一人了。于是从从容容走出牢门，回到同兴学社。大门是开的，二门是掩的。我推门进，也是空无一人。我们商定，今晚在家睡。明日早饭后，我沿巡道岭，抚院街和汉阳门正街（即民主路)…….

1983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