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胡思杜，胡适之子。原文发表于香港《大公报》，1950年9月22日。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胡思杜的：胡思杜（1921年12月17日－1957年9月21日），胡适先生幼子，他生性好玩，喜交朋友。因不好读书，在美国八年转了两所大学也未毕业。1948年回国后被胡适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派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研究院去学习。学习会上他踊跃发言，表示要与父亲划清思想界线。1950年9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言辞尖锐，锋芒直指胡适。此后，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文史。1957年9月21日“反右运动”期间，被定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杀身亡。

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已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在华大时，仍以为父亲“作恶无多”。学社会发展史以后，想法稍有转变。经过学代选举前两次检讨会，使我了解在这问题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结合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简史的学习，邓拓、何干之等同志的著作，自己斗争的结果，试行分析一下我父亲在历史上作用。

我的父亲出身没落的官僚士绅之家，在一九零四年到一九一零年时，他还是一个学生，一九一0年去美国(年二十岁)，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的人迅速的被征服，他的长期的教育环境使他的立场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在国外所写的文章如“文学改良刍议”等，当时在中国名噪一时，是因为他在反封建(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一点上，和当时人民的要求相符合；在反对死文学、旧礼教和守法观念上，他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一九一七年回国时，正是袁、段窃国的时期，他眼望著横暴的政权，不知是否容许自己“置喙”，於是抱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在思想文艺中，整理国故中逃避政治，“五四”时代，自己不能再逃避政治了，他发表了“问题与主义”，用庸俗的点滴改良主义对抗中国新兴的社会学说，以为只有在不“根本解决”的基础上，中国社会才有进步，说明一个中国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著惊天动地的“五四”、“六三”运动的必然看法，他所反对的“根本解决”，也就是打碎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国家机器的革命，也就是震撼他本阶级利益的革命。

一九一九年以后，日益走入歧途，提倡易卜生主义，以充实他的“问题论”；介绍实验主义来对抗唯物主义。自己彷徨於统治者之间，期望着在段祺瑞政府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主义”，他参加了“善后会议”。在革命低潮中，他以教育为第一性，政治经济是第二性，幻想在蒋政权下办好一个学校——中国公学。以为在教育办好了时，造就了人才，社会就好了，但在南京反动政府的威胁下，他的迷梦被击破，被迫离开中国公学。

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敢反抗既有的“正统政府”的，他和当时他的阶级一样。在反动政权面前低了头，转过来要求蒋光头的政府中实践他的改良主义，在被迫走的那年，自愿的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职。在这个位置上，他明确的奠定了他的文化政治统治者的基础，一方面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进行密切的给合，如罗氏基金、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庚款委員会中，他都是重要的支柱；展开“全盘西化”的口号，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一方面创办“独立评论”，望着南京政府的眼色行事，用委婉的口气说“抗战不易”。

更反动的是在围剿苏区时，他高呼“好人政府”，翁文灏、蒋廷黻等在他的鼓励下，一一迈进仕途，使一般小资产阶级在不能忍受政府的强暴的时节，忽然看见“开明”的教授们“脱却了蓝衫换紫袍”，以为中国前途有望，反动政府的国家机器有了这批“好人”、“新能吏”，也更能发挥他的压迫人民的作用。至于我的父亲这时所以拒绝了蒋的邀请做教育部长，是既维持自己的“清高”，又在“举国诸贤”以后，可以在国外发生更大的作用，何乐而不为。他当时要求过“学术独立”，也反对“法西斯”，那不过是他认为学术的依附，会使匪帮政府“好景不长”，而他的“改良路线”则是他认为的“万世之业”的打算。

但是，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到华东华南，深入到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心脏，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被迫不得不战时，在他的阶级利益受到了威胁，他的阶级代表蒋政权威信低落时，他在一九三八年终於做蒋政权驻美大使，做了一个蒋政权得力的官吏。他在任中签定了种种的商约，使美帝可以继续取得“四大家族”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专卖品”，签定多次借款，这些借款可以使蒋政权增强“威信”，可以购买武器弹药来防共灭共，也可以使四大家族又多一笔资本，在更广的范围内盘剥人民的血汗，他严谨不苟地为他的老板服务着。

一九四六年，全国人民要求解放，统治阶级受了全面的威胁，他觉得是他的神圣的责任，他就回国为阶级效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巩固蒋帮政府，尽量争取落后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人民。他回来以后，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执行反动政府的命令，一方面技巧的维持学校当局和学生的矛盾，时常发表中间言论，蒙蔽著人民，他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上发挥了最大的力量混淆是非，多少人给“世界学者”蒙蔽了。

他对反动者的赤胆忠心，终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命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居留异土精神之可佩”。

今天，受了党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历史的“大山”，敢於认识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从一九一九年“问题与主义”发表以后，他彷徨於改良的路上，和他软弱的资产阶级一样，摸索了十一年，在一九三零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蒋匪帮的工作，始终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认识蒋匪帮的黑幕，不能早日发现美帝狠毒的真相；并替蒋匪帮在美国筹計借款，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蒋匪帮政府。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巨款(四百万美金，收受这笔的人大都是反动分子)，甘心为美国服务。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於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不足道。

我以前受了长期奴化教育，对於人民政策不了解，又未学辩证法，了解人也不是从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出发，所以在学习一个多月以后，一个朋友从香港来北京公干，回港时问我：“你对你父亲将来取如何态度？” 我错误的回答：“他恐怕永远不会赞成集体主义，还是住在美国罢。”今天了解政府的宽大政策，对於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人，只要他们承认白己的错误，向人民低头，回到人民怀抱里来，人民是会原谅他的错误，并给以自新之路的，我的想法因此有了转变。

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除了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并要求自己树立起工农大众的感情来，在了解工农的伟大，自己胜利的参加土改后，我想一定会诀绝消极狭隘的、非无产阶级的个性感情的。

编后语：虽然1950年，也就是胡思杜写批判父亲胡适文章的时候，的地不分，但各位看了胡思杜的文字后应该明白了“他生性好玩，不好读书，在美国八年转了两所大学也未毕业”的意思，说实话，胡思杜的写作水平太一般，和父亲胡适比，简直不是差一代！

造化弄人，怪哪个呢？站在胡适左边没有穿西装的胡思杜出生于1921年12月17日，正好也是胡适的生日，给孩子取此名是胡适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平津形势危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催促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飞来南京。胡思杜不愿随父母南行。站在胡适左手边没有穿西装的胡思杜面对着我们，还是成了右派。1980年11月，胡思杜才被组织上重新审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