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有两支部队，一支是几十万人的作战部队，一支是五百人的文工团。”这是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名言。

刘亚楼认为，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同等重要，而文艺工作在政治工作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他把文工团当做部队使用。

“要看戏，找空政文工团”

刘亚楼对文艺的喜好和看重，早在红军时期就已显山露水。他的部队有不少文艺人才，他对这些文艺人才也特别爱护。1934年春，在中央红军开展的“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中，他带头唱歌演戏，还学拉二胡、吹口琴，屡屡获彩，受到总政治部的表扬。

赴苏留学期间，他又学会了跳舞，学会了弹吉他，尤长于弹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歌曲。

空军组建不久，一个月后即在长春成立空政文工团。1950年国庆前夕，文工团奉命进京汇报演出，刘亚楼亲自接见并宴请全体演职人员，他热情洋溢地说：“你们来自不同的部队，今后不管是从哪里来的，都是我们空军的人，我已经把你们的棺材准备好了，你们就做好打算，在空军干一辈子吧！”听得演职员们心里热乎乎的。

1951年6月，文工团从长春迁到北京。以后，每当空政文工团调来一批新演员，刘亚楼少不了都要说这番让人过耳不忘的话，都要强调文艺工作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深入基层，赴高山海岛、边陲哨所采风，拿出过硬的作品来。

鉴于在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中，空政文工团获奖较少，1958年，要强的刘亚楼便亲自抓空军的文艺工作。他下令撤销各军区空军文工团，把全空军文工团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北京，扩大组建成空政文工总团，下设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和军乐队，共五百多人。

这年，刚成立不久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空战片《长空比翼》。影片拍完后，军委请刘亚楼负责审查。这场空战影片给刘亚楼很大启发，他想搞出一台反映新中国飞行员的大戏。文工团据此指示，开始创作排练话剧《年青的鹰》。刘亚楼多次找来剧作者叶槐青商讨立意，指出在剧中要充分体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反映“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和人民空军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他还亲力亲为，字斟句酌地修改台词。

1959年8月，《年青的鹰》代表空军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剧目，取得成功。周恩来称赞说：“这个戏演得很好，很成功，把空战搬上舞台是个独创，天上的仗拿到地上打，空战看不到飞机很新鲜。这个戏看一遍不行。我还要再看看，要用脑子才能提出问题。”他还对其他领导人说：“这个戏对青年人教育很大，让孩子们看看很好。”

此后，空政文工团又推出《以革命的名义》、《渔人之家》等剧，每部都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空政文工团从此在中央首长那儿挂上了号，经常到中南海演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都曾给予文工团很多关怀。当然，最直接的关怀还是来自刘亚楼，他把文工团看成是他的另一支部队。空政文工团正是在这种关怀中逐渐成长起来，在三军乃至全国都赫赫声名，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国的文艺发展，当时有时评：“要看戏，找空政文工团。”

洪钟大作，成为《东方红》的基础

1959年后，连续三年的困难和灾害，加上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也借机在政治上施压，新中国处于“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境地。严酷的现实赋予文艺工作者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尽快拿出一批讴歌民族气节和英雄主义气概的鸿篇大作。

1960年底，刘亚楼访问朝鲜归来，还没歇口气，就把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兼歌舞团团长牛畅叫来，一见面就说：“我告诉你牛畅，你们歌舞团不要一天到晚老是唱些个有气无力的歌。我在朝鲜空军的一个大机库里，看到三千名人民军将士演了一出大歌舞，叫《三千里河山》，很有气势，很鼓舞人心。贺老总和罗总长也表示赞赏。我把他们的节目单都给你带回来了，你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们空军要带头，拿出一部反映我们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来。”

牛畅明白，这个以严厉、果敢、好胜著称的将军，是在给他下一个战斗命令。他静静地听着将军说下去：“我们的同志不理解革命历史，不懂得艰苦奋斗，你们文工团就应多唱一些革命歌曲，让同志们重温一下我军走过的艰苦历程，这是有教育意义的。一唱起那个时候的歌曲，立刻会使人回忆起那些值得记忆的战争年代。它会给我们力量去奋勇开拓未来。素材和歌曲尽量用以前的，用当年的歌曲反映当年的历史嘛。如果没有那么多歌，就用主席的诗词作曲。牛畅你听着，三个月以后一定要拿出我们自己过硬的东西来，到时我要来看你们的演出。”

刘亚楼军令已下，牛畅深知就是头破血流也要完成这个命令。回到团里，他立即牵头组成一个八人创作组，去执行这个特别的命令。

根据刘亚楼的设想，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创作组拿出了四万余字的剧本。之后，近三百名演职员投入紧张的排练。

在排练中遇上一个问题：这么多红军时代的歌曲从哪来？问题反映到刘亚楼那儿，刘亚楼专门号召在空军工作的老红军、老干部贡献历史歌曲，他自己也凭回忆提供了《拥护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歌》、《抗大校歌》、《兄妹开荒》等近十首历史歌曲。他提出要加上二方面军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内容，审查时又亲自安排歌曲顺序。

刘亚楼还邀请军内外的一些老同志来指导这台节目的排练。谭政大将的夫人也亲自来团示范表演了红军歌舞《八月桂花遍地开》，边唱边跳，热情传授。红军老文艺工作者、杨尚昆的夫人也来团指导，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刘亚楼自始至终指导着这出戏的创作排练，他和分管文工团的空政副主任王静敏常到排练现场指导，一边看彩排，一边提修改意见，对人物、布置、朗诵词都一一过问。他的记忆力惊人，许多歌词记得清清楚楚。文工团员唱错了的，他马上给予更正，尽量让他们能更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貌。他还数次把词作家张士燮等人请到家中，当面听取他们对剧本和音乐的修改意见。

在最后的排演中，只要能抽出时间来，刘亚楼几乎场场都到。这对演员是个极大鼓舞。刘亚楼和文工团导演并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对每一个表演动作，对每一句唱词，他都认真地揣摩，发现问题马上告诉导演。有时还特意走到乐池或礼堂后排，了解乐队是否压唱。他说，乐队伴奏要强调“伴”字，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搞“自杀”政策。排练告一段落后，他站在台上给大家即兴讲评，提出修改意见。演员们亲切地称他为“司令员级的导演”。

经过精心苦练，终于要和军内外广大观众见面了。该取个什么名字呢？刘亚楼本来定作《光辉的历程》，但军中有人反映空军“好大喜功”，只好忍痛割爱舍之不用。牛畅建议叫《东方红》，刘亚楼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敲定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名称既定，刘亚楼指示牛畅带团赴上海公演。在上海一演就是两个月，场场爆满，轰动申城。

剧团载誉而归。1961年“八一”建军节，剧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更是盛况空前，连演八天，场场爆满，观众达两万多人，观众对演出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老同志更是连声叫好。其中《十送红军》一歌，很快在北京继而在全国广泛流传开来。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神州大地引起了强烈轰动，尤其是它的艺术形式，更是令人刮目相看。该剧开了大型歌舞艺术先河，只是在当时，国内舞台还没有“音乐舞蹈史诗”这一名称，究竟将它归于哪一类剧种，首都文艺界曾引起过一番争执。称它是歌剧、舞剧、歌舞剧、大合唱，都不太贴切，有人称之为“四不像”。彭真说：四不像就四不像，非驴非马，骡子更有劲。

谁也不曾料到，这部曾被首都文艺界某些人称为“四不像”的舞台艺术作品，以其史诗般的艺术风格和磅礴宏大的气势，对中国的歌舞表演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62年，上海市委要求文艺部门按照空军的思路，编排出一台规模更大的节目，定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上海市委文化局找到牛畅，要去了剧本，然后集中了上海和华东数省的五六百名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排练，时间跨度延伸至“大跃进”。

周恩来看过空军和上海的两场大歌舞后，萌生了一个念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的临近，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因此指示不仅要把已拍成电影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全国放映，还要在此基础上，搞一个更完整地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这就是后来的《东方红》。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总政文化部。刘亚楼表示：排《东方红》，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为了统一创作思想，《东方红》剧组的创作人员看了一星期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电影，后来采用了其中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南泥湾》等在内的十多首歌。

大型音乐歌舞剧《东方红》取得了巨大成功，总导演周恩来在总结会上对空政文工团付出的辛勤劳动予以肯定，他特别提到：《东方红》是在空政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个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空军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刘司令找谈话”这一说法，但在文艺工作者眼里，性烈如火的刘亚楼并不是随便发脾气的，他讲理，爱才，没架子，礼贤下士，还非常有学问。刘亚楼和空政文工团的许多艺术家都很熟悉，常对他们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扛了个将军牌牌有什么好说的。拿我来说吧，有多少人在我身边倒下去呀，光警卫员就牺牲了几个。我们这些人啊，要珍惜烈士的鲜血，要记住他们的牺牲，要加倍努力地工作。你们文艺工作者就是要用文艺形式来讴歌那些烈士……”

歌剧《江姐》的幕后导演

划时代的歌剧《江姐》，也是刘亚楼亲自指导亲自抓的轰动全国的文艺作品。

《江姐》是空军创作员阎肃从小说《红岩》里抽出“江姐”故事，单独编成歌剧的。1962年，刘亚楼一口气看完，连声叫好，提出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

在刘亚楼支持下，阎肃怀揣剧本，和编导人员几下四川，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并与江姐原型江竹筠烈士的二十多名亲属和战友座谈。经数十稿修改，形成了七场大型歌剧《江姐》剧本。

1963年5月，刘亚楼在空军文艺创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空军形势的报告，提出了空军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指出：“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们不能只搞武装，也要搞文化。”会后不久，他亲自定下了《江姐》、《女飞行员》等重头戏，并责成空政副主任王静敏具体组织，他说，虽然国家还很困难，但要保证文工团员的营养。

1963年9月，《江姐》进入试唱排练时，刘亚楼特地拉来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一同观看。第七场中《绣红旗》头四句唱词是：“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说不出是悲还是喜……”罗瑞卿吟哦之余，说不如把第四句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刘亚楼深表赞同，说：“个人的一己之悲，终究不如革命大局之喜，两者孰轻孰重，确实可以也应该明朗地说出，这大概更符合以江姐为代表的全体难友的心声。”这可谓“一字千金”的修改，使唱词的意境大为增色。阎肃和编导人员从中受到鼓舞。

《江姐》的剧本虽然出来了，但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剧中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有段唱词：“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刘亚楼经反复斟酌，将首句修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阎肃细加品味，觉得这一改，含意深厚，体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人格力量。

在第五场，叛徒甫志高趾高气扬地带着国民党特务找到江姐所在的地下联络站。江姐顿起疑心，一边给他倒茶，一边套话。刘亚楼看到这里不高兴了，气哼哼地说：不要让江姐给叛徒倒茶，可以安排江姐做别的事嘛。随后,他还指着甫志高的扮演者刘痕数落：“你演的甫志高一点也不紧张，潇洒得很，这个叛徒应该紧张才是，他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

过了几日，刘亚楼又来看根据他的意见修改的排练。看着看着，又批评起来：“我还是不满意甫志高，太潇洒了，这个叛徒不好演，要好好体会一下，甫志高的戏出不来，是政治上的损失。”

批评一阵后，接着又排练。扮演者摇头晃脑刚唱几句，刘亚楼又在台下嚷开了：“你看，我们的演员同志又忘了，他一唱就忘，又开始潇洒起来了，他潇洒惯了!”

终于，刘亚楼通过戏剧找到了一个往甫志高身上出气的地方，替江姐等烈士狠狠“收拾”了叛徒一通。

刘亚楼留苏期间，看过《天鹅湖》、《卡门》等名剧，对西洋歌剧的套路颇为了解，也懂得民族唱法，所以他在《江姐》排练中提出的意见，绝不是隔靴搔痒，离题万里，而是经常能说到点子上。对此，剧组人员都服他。《江姐》的修改不知有多少次了，连阎肃都认为差不多可以了，可有一天，刘亚楼对他说：“人家歌剧都有主题歌，《江姐》也要想办法写一个主题歌加进去。”

别的歌剧创作，大多是先有主题歌，后有咏叹调，而《江姐》是先有咏叹调，原因就是歌词迟迟定不下来。按照刘亚楼的意见，阎肃写了一段歌词：“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他又情不自禁地想到四川去了。刘亚楼看后不满意，剧组上下也都跟着摇头。

阎肃写了数稿，都未被通过，最后被刘亚楼关了“禁闭”。走投无路之际，他从衣兜里掏出一页稿纸，哭丧着脸向司令员报告：“上海音乐学院有位教授叫我写个关于梅花的歌词，我取名叫《红梅赞》，离《江姐》怕是远了点，您看能不能当主题歌?”

刘亚楼要阎肃念来听听，阎肃便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

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

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

唤醒百花齐开放,

高歌欢庆新春来。

听完，刘亚楼一拍桌子：“这个好啊，就这个，定了!”

随后，刘亚楼又召来曲作者羊鸣、姜春阳，说：“一部戏，除了精彩生动的剧情，还得要有两三首好歌起兴。写出好的歌词不易，谱成优美的曲子也难，但我们要有信心攻下这个堡垒。”

刘亚楼亲自抓主题歌《红梅赞》的创作修改，曲作者先后谱了八首，反复比较选择，修改了二十多次才最终定稿。经过剧组上下的精雕细琢，终于使《江姐》成为一部优秀作品。1996年，在谈及歌剧《江姐》时，阎肃，这位文艺界无人不晓、有着国宝级“文艺将星”之誉的老艺术家如是说：“我始终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怀念我们的这位司令员，他是那样热情、那样炽烈地爱护、扶持歌剧《江姐》，那样鲜明、强烈、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支持文艺工作。”

经过近两年锤炼，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揭开神秘的面纱。因事前在《北京晚报》刊发了公演消息，一时观者如潮，第一天就座无虚席。

公演第四天的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带随行人员，自个儿买了两张票进了剧院。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时点头微笑，当看到误捉蒋对章那段戏时，禁不住捧腹大笑，邓颖超也笑个不止。虽然没有消息报道，但周恩来观看《江姐》的“口头新闻”，却还是迅速在首都文艺界传播开了：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

10月13日晚7时，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演出。帷幕一拉开，毛泽东便被戏中的情景给深深吸引住了，看得很专注，不时鼓掌、开怀大笑。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祝贺演出成功，还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观看《江姐》的特别报道及同剧组全体人员合影的照片。据悉，毛泽东一生中，只看过两部歌剧，一个是在延安看的《白毛女》，另一个就是《江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