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世纪六十年代，“戚本禹”这个名字可谓是显赫一时，特别是1966年5月，田家英逝世之后，戚本禹取而代之，一跃成为中枢人物。

这时候的他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谁也想不到，当年这个在上海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会有朝一日乘风而起。

而谁又能想得到，才高光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又跌落了凡尘。

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被要求“请假检讨”，属于他的舞台大幕也徐徐落下，这一年，他36岁。

1986年1月，戚本禹刑满出狱，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收藏部，当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这一年，他54岁。

人生仿佛就是个圆圈，兜兜转转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平凡

戚本禹虽然出生在上海，但老家却是山东威海，他身上更多的是，有着山东人特有的豪爽性格，即使是在晚年的时候，他也改不了风风火火，爽爽朗朗的性格。

戚本禹的仕途是从秘书室开始的，这秘书室是由田家英所管理的。

田家英可以说是戚本禹职场生涯的第一个贵人，田家英比戚本禹大了九岁，这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文笔和爽朗的脾气，让田家英对他青睐有加。

田家英就让戚本禹这个见习秘书，在自己身边工作，帮着整理一些资料和公文。

及至后来，田家英看戚本禹不错，工作能力也强，就把他推荐去了信访科那边，当了一名小科长。

或许，田家英自己也没想到，1966年5月，自己遭难的时候，戚本禹也会来拉踩一下。气得田家英对自己的妻子董边愤然说，“戚本禹是个小人”。

1962年，戚本禹被调到了《群众反映》，担任这本刊物的主编，这一年，他31岁。

王广宇，和戚本禹共事过，他评价戚本禹“官瘾很大”，这话确实有些把准了脉搏。

在戚本禹的身上，看到了这句话：学而优则仕。

读书学知识，就是为了走仕途，当官，并不断升迁。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个正常人，谁不想往上走；不过，凡事过犹不及，飘得太偏，上进心也就变了味儿。

31岁的戚本禹，是愁闷的，为啥？

因为一个有着上进心的人，是不满足于现状的，就像那刘备，四十好几的人了，看着自己日益肥美的腿，也不禁长吁短叹。

而一个31岁的男人，仕途不进，原地踏步，怎能不让人愁云满布，怎一个“伤”字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1963年，趁着一篇文章的东风，戚本禹快马加鞭，驰骋在辽阔的仕途上，一骑绝尘，犹如那惊鸿一瞥，只留下道道残影。

这一年，32岁的戚本禹发表了一篇文章，名曰《评李秀成自述》，这篇发表于《历史研究》刊物上的文章，让“戚本禹”这三个字，激荡起了大水花。

李秀成这人吧，被俘虏后，到底是真投降？还是想学姜维想玩一出花活？

千年前姜维的事情都搞清楚了，这百年前的李秀成，反倒弄出一场扑朔迷离的谜团。

反正，史学界对于李秀成这事，“假投降”，或者是压根就没有“投降”，是暂居主流的看法。

但是，戚本禹独辟蹊径，就摆明了态度，李秀成就是“投降”，要批判。

而且，戚本禹确实有着好几把刷子，他的历史功底深厚，擅长的就是借古喻今，以历史来写当下。

并且，他行文犀利，那一个个方块字，犹如李寻欢手里的飞刀一般，刀刀击中要害。

让人读来，那叫一个荡气回肠，就像是喝了一口野生菌汤一般，回味无穷，鲜美异常。

阎长贵，是关锋的得意门生。1963年，32岁的戚本禹凭借“李秀成”开始声名鹊起的时候，他这时候还是人大哲学系的一个学生。

在看到戚本禹的文章后，阎长贵这才知道了这个名字，并且被此人的文章所吸引。按照阎长贵的说法，当时他周边的学子们，都在谈论这个事情，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

这时候的阎长贵也想不到，自己日后，会和当时自己所崇敬的戚本禹产生瓜葛，后来也是戚本禹的推荐，让他当上了江的首任机要秘书；再后来，关锋和戚本禹出事后，阎长贵也受到了波及，被江送去了监狱。

这命运真是调皮，不知道下一秒会给你安排什么剧情。

不管怎么说，有争议，就有市场，就有名声。

在外界争论得红红火火的时候，这时候在小山村里搞调研的戚本禹，还不知道他那篇文章，已经让自己声名鹊起了。

原来，在文章发表之前，他就去到一个小山村搞调研去了。

直到文章发表一个月后，他才从山村里走出来。出来一看，我滴个乖乖，火了！我火了！

随后，他又趁着热度，发表了几篇评击李秀成的文章，名声更上了一层。

文人出名，大抵上都是文章，有了属于自己的代表作，才能被人高看，才能让人觉得，原来这人有水平。

崛起

一个人的成功和崛起，必定是少不了平台的助力。

可以这么说，没有《红旗》，就不会有后来的戚本禹。

在戚本禹凭借着“李秀成”这个话题出名的时候，他也引起了陈伯达的注意。

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老夫子，把戚本禹调到了杂志社；一开始，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编委。

后来，他被提拔为历史组的组长，和他齐名的关锋，当时是杂志社哲学组的组长。

别看“组长”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芝麻小官，其实不然，这可是首长级别的待遇。

伟人最为看重的就是历史和哲学，这《红旗》杂志就是他老人家盯着创刊的，对于《红旗》，他是很看重的。

而杂志社里的“历史组”和“哲学组”，更是关注得更多，所以，能坐上历史组的头把交椅，意味着什么。

还有这《红旗》杂志的重要性，我也不多说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红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被统称为“两报一刊”，三大平台的一篇文章，能定风向，决生死。

33岁的戚本禹，正式开启了自己人生成功的大门，这一年，是1964年。

而距离他落幕的人生，还剩下不到四年的时间。

这成功，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倒计时。

1966年的5月23号，喜福堂的图书室里，田家英于此结束了自己44岁的人生。

之后，戚本禹取而代之，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名字，也排在了穆欣、姚文元之前。

这时候的戚本禹，也开始从“小将”，向“戚大帅”转变；他的行政级别，也从秘书16级，一跃成为首长了。

时人把戚本禹和另外两个人，即王力、关锋，统称为“王关戚”。不过，关锋却不赞同这个排名，他认为戚本禹应该排在前面，应该叫“戚王关”。

为何？

虽然戚本禹在三人当中，资历浅，年龄也是最小，但在得势的时候，他的能量是最大的。

从1966年的5月下旬开始，一直到1967年，这段时间内，戚本禹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他在各大场合进行了多达120多次公开讲话。

不断的抛头露面，再加上他一米八的个子，声音洪亮，因此被人称之为“戚大帅”。

落幕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红旗杂志社的三驾马车，三人的名字是绑在一起的，谁也离不了谁。

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三人的关系，是很贴切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67年8月底，关锋和王力被要求请假检讨，戚本禹亲自送二人去钓鱼台2号楼关押的时候，或许也从二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王、关”二人好歹还在别墅里静静待了小半年，才被送去秦城的；戚本禹就有些点背了，他是在1968年1月14日，直接被送去了秦城。

唉，怎么说呢？和“江、陈”混一个圈子，能有什么善局呢。“王、关”二人都出事了，他们是是决计不可能让戚本禹独善其身的。

在江身边工作的人，哪个不是触了霉头，90%的几率，最后都是要被送到秦城的。

也就只有程汝明师傅，烧得一手好菜，抓住了她胃，才没受过刁难，没被送去秦城，有了一个欢喜的结局。

像笔杆子这类人，都是属于随时可弃之物，毕竟笔太多，不缺货。

1986年的1月，戚本禹刑满出狱，这一年，他54岁。

出狱后的他，回到了上海，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收藏部，做了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退休。

戚本禹出狱后，和妻子邱云英一起生活，和老两口一起居住生活的，还有小儿子一家三口。

戚本禹和老伴共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在日本留学，女儿在北京东城的一家商店工作，早已成婚生子。

晚年的戚本禹没啥爱好，也就是读书写作，他晚年的著作大多都是在历史领域，所写，所出版的书籍，大多都是历史类。

晚年的著作，他所署名的大多是这两个笔名：戚文或者司马琪；关锋晚年的著作，基本上用的是“古棣”这个笔名。

两人曾合作写过一本百来万字的书，名曰《孙子兵法全解》，这本书的编撰者，署名是“戚文”和“古棣”；其实就是戚本禹和关锋二人了。

后记

1、有的书里，或者是文章里，说什么当“王、关”出事后，戚本禹为求自保，写了很多材料检举二人；这在我看来，就是胡扯，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戚本禹揭发那二人，不就等同于检举自己嘛；这时候的他，能做的就是冷处理，还怎么可能再抛头露面，还去检举“王、关”。

2、有的文章里，说戚本禹是1980年被逮捕的，这也是胡扯。1968年1月，他被送去秦城，1980年7月14日才补办了逮捕手续；1984年11月2日，他才被正式判处有期徒刑18年。

3、他当年做了什么，当年判决的时候，都记录于“京检字第42号”的起诉书中，不是秘密，早已是公开的资料。

4、他的刑期是从1968年1月开始算起的，所以，1984年11月2日作出宣判的时候，他的刑期还剩下差不多两年。

5、王力、关锋没有被判刑，两人都被免于起诉，只有戚本禹是三秀才当中，被判刑的一个。

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戚本禹于上海离世，时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