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万岁》中有这样一句台词：“看见苦戏，我就会想到自己的身世。我的一生真是太不幸了，要是拍成电影，谁看了都会哭的。”

念此台词之人即是当时上海滩的著名影星上官云珠。

虽为影片台词，但其实此话也说尽了上官云珠与她女儿姚姚的人生。

悲运交织的母女二人，妈妈曾经的台词，也是她的人生。

图 | 1962年，（右起）姚姚与妈妈上官云珠在上海丁香花园

一

“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二短的话，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望你早些懂事。不要让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这种印象一多，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对你的成见，到那时就可怕了！”

这是上官云珠于1966年2月26日写给姚姚的信。历经无数大风大浪的她清楚，世人的成见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可早已离世的她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有一天会变成世人口中的“社会渣滓”。她甚至也没想过，自己的女儿有一天会落到无处可去的地步。

1973年，将儿子舍弃在医院后，姚姚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一个远方亲戚家。在那歇息了一个月后，她才肯回去。只是每当继父贺路休假回家时，她都会跑去朋友家借宿，坚决不肯留在家中。

姚姚曾对好友张小小说过：“要是他回来，我就觉得怕。”

怕什么？怕这位从小就出现在家中的贺叔叔对她图谋不轨？答案显然不是，姚姚怕的是自己的名誉。

曾经照顾过姚姚的商阿姨便曾解释说：“因为她生过孩子了，有人就把她看成随便什么事都能够随便来来的人了。姚姚不能随便来来，就说明她仍旧是个纯洁的女孩子。”

可大多数人总爱先入为主，他们不是姚姚的身边人，不了解姚姚，所以只会胡说八道，四处往她身上泼脏水，说她不检点。

随着这类型的话语越来越多，“姚姚变得没有地方可以安身了。”

然而，被推进了深渊的人却继续微笑着，好似从来没有遇见生活的苦一样。不过，若是有谁能认真看一眼她的笑颜，便会发现，她嘴角上扬的弧度里，有着层层苦涩。

显然，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微笑，但并没有什么人会去注意到这一点。毕竟姚姚真的很努力地在用微笑掩饰着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

张小小说：“她心里是真苦，可她不愿意说出来，就放到心里去。”

姚姚弟弟灯灯也说：“姐姐不哭，她就是到哪里，哪里就全都是她的笑声，像妈妈一样。”

都说“笑着笑着就哭了”代表着心里有大委屈，可像姚姚这种，忍住眼泪拼命笑着的，难道不令人更为心疼？

这样的她，看似活得像个只会笑的小丑，实则却比许多人要活得坚强。

在那时压抑的社会形态下，自杀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如灯灯所说：“想到自杀，对我和姐姐都是很自然的事。要是姐姐曾经在那个时候想到过要自杀，我一点也不会吃惊。”

确实，人生走到如此地步，仿佛没有意义一样。生养自己的母亲自杀，昔日爱人自杀，今时恋人又被抓捕，孩子也被自己送走，学校社会也已经放弃了自己，如此这般境地，任谁都会考虑自杀吧。

可姚姚没有，她或许有想过，但她没有付诸行动。

历经时代淤泥和社会血腥的她，依旧对生活抱着积极态度。纵使时间和苦难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她也仍是那个能从容笑着面对镜头的小女孩。

只不过，她的笑容里多了些许“不服”。

二

如果姚姚当初没有被查出怀孕，或许，此刻的她已经被学校分配在上海乐团的合唱队了。可惜，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已经被冠上“社会渣滓”名号的姚姚失去了这个机会。

为了惩罚姚姚，学校工宣队决定将她分出上海，安排她去黄山农场劳动。不过其实就算工宣队不作出这个决定，上海的文艺单位也不会接受姚姚的。

她档案里的材料实在太差。

在那个时代，档案里的材料就是标准，无关公平。

对此，姚姚是知情的。

她曾写道：“我过去是做错过事，失误过多，损失太大。我各个方面都受到影响：政治上，生活上，名誉上，工作前途上，经济上，果然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说来说去，应该恨我自己不争气。”

可人总归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不争气的时候，做错事的人大把在。放眼当代，政治上无名气，生活上不检点，名誉上不辉煌，工作上无前途，经济上无存款的人可以说是大多数。

只不过，像姚姚这般全数问题都占有的，确实少有。再加上，她所处的时代太苛刻，一句“影响坏”，就足以将一个人判处“死刑”。

按理说，在如此严峻的意识形态下有着如此严重的问题，一般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未来是一片黯淡，可姚姚却没有。相反，她斗志满满：

“只有用我的全部的行动，用事实来说明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政治上，名誉上重新挽回，在生活上重新站起来，但是我这个人是不怕的，我敢从最差的地方重新站起来。我犯过的错误，越是被学校当成要我去外地的王牌，我越是不愿意以一种惩罚性的决定给推到外地去。”

然而，敢从最差之处站起来的她，却依旧不被社会所接纳。

姚姚敢拒绝学校的分配，学校就敢无视她的分配问题，转而去处理下几届的学生。对于校方而言，吃亏的是姚姚，只要他们不理她的工作分配，那姚姚的档案就没有地方要，最终她在社会上就只有死路一条。

况且，连姚姚的继父贺路都不愿意为她提供避风港——“左一个‘错误’，右一个‘影响坏’，而碰到我这样的继父是最乐意借助这些，作为把我推出去的‘合法化’的手段。”

此外，在那个时代，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以及没有户口的人都会被里弄清除出上海。为了生存，“大多数人最后总是扛不住，要服从组织分配的。”

让人惊讶的是，姚姚却不是这大多数的一员。同上官云珠一样，姚姚在一些不可让步的问题上，也有着一股倔强和傲气。

她坚决拒绝去黄山农场，不是单纯因为自己的未来。她更多的是想洗刷过去的错误，她想“用有力的行动和灵活的方式来与这样一些人战斗”。

而这所谓的战斗目的，即是她追求的“真面目”。

如她所说：“我还是相信凡事总有真理，有是非。我对不起我死去的母亲，对不起我的孩子，但是我决不允许这样一些人继续来欺负、侮辱、歪曲我，因为这等于在侮辱我的母亲和我的血肉。”

“我的想法，就是要争口气。”

然而，想要争口气的她，在别人眼里却如同“垃圾”。

不管姚姚重复多少遍自己的困难，尴尬地向不同面孔的人赔笑，换来的都是一句“档案没有单位肯要”。

三

若是有人想闯入历史长河，一睹姚姚的昔日光辉事迹，或许会没有任何收获。毕竟，“光辉”一词和她的人生不搭边。

她就像是一颗不起眼的小石头，被“时代潮流”踢着前进，后又被“思想意识”抛在后头，只能独自翻滚着小小身体，不停地滚动，撞到了南墙也不回头，靠一股硬劲在自己前进的路上撞出一个出口。

1973年的中国，有这么一个流行词——今冬明春，意思是“夏天没能等到，也没能实现的事，可以等待今年冬天，或者明年春天”。

于那时的人而言，这个词象征着盼望。

只是不知，在姚姚眼里，这个词是否代表着希望，亦或许，代表着绝望？

她早已清楚，自己的学校拒绝再给她分配工作，而上海所有文艺单位也都不愿意接纳她这般有污点的人。

可纵使走到这般绝境，姚姚也没有放弃对自己未来的幻想。明明自己的人生已被各种困难笼罩住，陷入一片灰暗，她却仍能从那密不透风的笼罩中挖出一丝缝隙，窥得一束光线。

在拒绝学校分配的湖南工作以及身边人推荐的找对象出路后，姚姚的身边人都认为她这辈子已经走到绝路了。

不过，事实却不尽然，走投无路的姚姚在山重水复之径邂逅了一份柳暗花明般的惊喜。

那个时候的姚姚快三十岁了，每天活得无精打采的，没什么精神，看着也显老。可在收到生父姚克寄来的信后，她“满脸都是笑，好像一下子就年轻了”。

为了给姚克回信，姚姚那天还专门去小河边拍了一张照。照片里的她，眉眼弯弯，双眸洋溢着欢喜，嘴角弧度似月牙般完美。透过照片看已然定格的她，也能感受到她那般荡出心外的喜悦。

对此，姚姚周遭的人也是欣慰的，因为姚姚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如此开心了，她那时的笑，才是真正的笑。

可同时，他们又很担忧，姚克的身份太敏感，而姚姚的处境已经经不起新的打击了。

商阿姨在得知这件事后就很害怕，不放心地对姚姚说：“你可再也不要和这种事情沾边了，你这个人，现在一点差错都经不起的了，离那种外国不外国的事越远越好。千万不能再出一点点事了。“

姚姚很乖，很懂事，她知道商阿姨是为她好，所以也点了点头，说：“知道了，阿姨。”

可她的内心，究竟知道了什么？

是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姚克会影响自己，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加不好？还是知道自己身上的污点已经多到连与父亲相认的机会都不被准许？

或者，换句话说，姚姚的那句“知道了”，其实不仅是在答复商阿姨，还是在回复自己的母亲当初所写的信：

“你的生父现在在海外，这儿对他的评价不佳。所以，他非但照顾不到你，反而以后还可能要连累着你。尽管谁都知道，是他抛弃了我们娘俩，但一有什么事，有些人还总会把我们同他联系起来的。”

年近三十岁的她，一路走来，不知听遍了多少次这样的话语。可每一次，她都会乖巧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而不是告诉那些人，自己很想爸爸。

因为她清楚，这是不被允许的。

于是，再一次的，她这颗小石头又碰壁了。

四

有人说，成年人的崩溃都在一瞬间，是某个情绪点突然被刺激到而引发的激动。但其实，此话更多的是以偏概全。

人的崩溃，属于蓄谋已久。正所谓“压死骆驼的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当所有“稻草”堆积在一起时，“骆驼”自然慢慢地倒了下去。人也如此，积压太多，情绪总会绷不住，爆发终是结果。

姚姚后来即是如此。她可以保持对生活乐观，但无法盲目积极。

在商阿姨的建议下，姚姚每个星期都会去一趟学校听消息，可每次不是被工作人员无视，就是被他们谩骂“老油条”。

“你这只老油条。”

听着重复多次的话语，姚姚像是麻木了一样，什么都不说，安安静静地走出学校，任凭那些难听的话语在耳边回旋。

为了让姚姚有工作，商阿姨还特地请求贺路看在上官云珠的份上帮姚姚一把，以父亲名义给学校写信，让姚姚留在上海。可这封信并没有多大用处，那些工作人员给的答复依旧是“等待”。

一开始，姚姚听着这样的答复，还没有觉得多消极，最多有点失落而已。但她很快又振作了起来，还主动向别人推荐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说：“我虽然不坚强，可我还是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也要坚强起来。”

可渐渐的，姚姚变了，她越来越焦虑敏感。

以前去学校，被人冷漠对待时，她都不觉得有什么。但现在，一个办事员不理睬她，她就觉得不对劲，回家后还立刻给之前的相亲对象程钰先写信说：“我真的受不了了，要是你在上海的话，我一定要找到你大哭一场。但是我不会信命的，我还是相信事在人为，这个世界有真理存在。”

此时的她，难过归难过，但对未来的期望依旧还在。

她后来还继续给程钰先写信道：“这五年之内要是在工作去向上，舆论上，没有争取到一个较为满意的实际地位和声誉，就是一败再败了。你知道，一个失败过的人在弱者的地位，就像是战败国那样，要恢复起来，是要咬紧牙关，苦心经营的。”

可惜，她的“苦心经营”没有换来花团锦簇的康庄大道。她所受的苦，吃的亏，扛的罪，也没有替她换得一份回报。相反，这些遭遇是在逼迫她认命。

被工作分配折磨得精疲力尽后，姚姚曾说：“现在我有一点明白了，世上的人总是先入为主的，就算我再努力，可单位一看到我的档案，一听到我的事，就不会对我有好印象，不会要我去工作的。”

至此，姚姚心中对找工作的希望彻底没了，此刻的她，决意去出国去找姚克。她告诉张小小说：“小小，小小，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次我要豁出去了。”

那时的姚姚就像是被稻草压垮了的骆驼，想要直起身子，却毫无力气；想要伸手求援，却无人施救。

无可奈何之下，她只能自救。

在确定去找姚克后，姚姚开始向张小小说出自己的期望，她说：“到了美国，再也没有人知道我的档案里有什么了。那是个档案再也不会跟去的地方。我要去读书，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就能找到工作，不能靠爸爸，要靠自己。”

她还说，自己一定好好做人。

可怎样才算是好好做人？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地做好本分？还是像古人所说的“不可无傲骨，不可有傲气”？

或许，两者都不是。姚姚的好好做人可能指的是好好生活，读好书，做好工作，图个安稳生活罢了。至于本分，傲骨这些，她可能不曾想过。

当然，除了求安稳之外，姚姚还寻思过找孩子。

张小小和姚姚说过：“有了钱，你就可以再回中国来，就可以找你的孩子，把他也带去，你们就可以团圆了。”

听闻此话，姚姚黯淡的双眼突然有了光，她挑了挑眉激动地拍了张小小，说：“这下子叫你说对了。”

大概从抛下孩子的那一刻，姚姚的心里就一直抱有找回他的幻想吧，只是现实阻碍太多，她不敢过于奢望。可如今，既已确定出国，那找孩子一事于她而言，就是计划里的一环了。

而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计划外的事——开开从监狱里出来了。

五

于姚姚而言，开开是她唯一儿子的亲生父亲，是她昔日的爱人。

可于她身边的亲人好友而言，开开是个流氓，是一个曾经连累姚姚，让姚姚吃苦头的人。

但事实上，开开也是个可怜人，他当初计划偷渡去美国的初心是为了和母亲团聚，以及帮助姚姚找到生父。可因为逃跑失败，他不幸锒铛入狱，出来后也找不到工作，且自己的母亲还因此而对他生气，不愿帮助他出国。

如此看来，开开也同姚姚一样，是时代动荡下的可怜人。

可怜人遇见可怜人，所产生的感情更多的是惺惺相惜。

对此张小小便说过：“姚姚说，他们现在只是朋友，经过了那么多吓人的事，感情早已经没有了，现在是为了一起出国，才在一起商量。”

然而，就算是商量，姚姚也不敢和商阿姨以及自己的弟弟灯灯说详情。

“有一次，姐姐和我站在商阿姨家的阳台上说话，她告诉我，开开出来了，她在街上遇到了开开。我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往了。她听了没有说话。以后再也不说开开的事了。姐姐是这样的人，她不会直截了当反对别人的想法。她只是不说，但是我能感到他们又在一起了，在外面常常见面。”

商阿姨也是知情的，尽管姚姚并没有像告诉灯灯一样地告诉商阿姨自己遇到过开开。

“姚姚知道我反对她和开开来往，所以从来不说她和开开的事。我是感觉到她和那个男孩子有来往的。我真的怕姚姚再吃他的苦头。”

由此看来，其实姚姚身边人对她是真的好，他们都是真心为她着想的。可惜，命运待姚姚一点也不好，总是想方设法地为难她。

但这一次，老天爷是在打了她一巴掌后，又送给了她一颗糖，最后又将其所有，包括生命，一一收走了。

在与开开商量出逃计划的期间，姚克突然没了音信。他家里的信箱出了问题，无法正常接收信息。姚姚以为是姚克出事了才失去联系，姚克那方也以为姚姚出事，可他不敢擅自主动联系，生怕自己给姚姚带来麻烦。

因此，互相等待着彼此音信的父女，就这样在错误中错过了彼此相见的机会。

想起那时的情况，张小小回忆说：“姚姚急得六神无主，因为托开开带到美国的信突然断了联系。姚克再也没有消息。姚姚来我家，有时急得坐都坐不下来，只好和我站着说话，有时候，话都说不下去。”

眼看着希望再次消失，姚姚的心不停地往下沉，她已经没有时间了。

音乐学院当时已经给姚姚下了最后通牒，“要是在两个月的限期里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就实行强制办法，去甘肃或者青海，那里可以接收姚姚这样的人。”

好在，最后商阿姨的丈夫要求姚姚在浙江工作的亲戚出面帮忙，设法让姚姚去就近的浙江歌舞团工作。

虽然不是留在上海，但这样的结果也算是最好的了。经历完大起大落的姚姚在那时，也松了一口气。

1975年初秋，在出发去浙江前，姚姚还约了张小小一起去照相。在那个年代，照相是一件很隆重的事，不似当代，随意简单。

当天，姚姚特地将电话线里的粗铜丝放在煤气上烤热，用其卷曲头发。她还画了眉毛，涂了口红，尽管穿着与平常一样简单，但在妆容的加持下，这一天的姚姚有着一种别样的漂亮。

她拍照时嘴角扬起的弧度，也与往常不一样，不带勉强，却饱含沧桑。在她飞扬的神情注视下，镜头定格下了她此刻的姿容。

只可惜，镜头无法永久地留住一个人。

1975年9月23日，姚姚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为了和朋友们辞行，她一大早就出门了。由于当天正值墨西哥体育代表团要离开上海，所以上海许多街区都被封锁了交通。

10点45分，姚姚骑车经过了那条被封锁的，所有机动车都不能行驶的南京西路。就在那瞬间，一辆长江航运局的载重卡车出现了，驾驶楼门的钩子挂住了姚姚的塑料雨衣。骤然，姚姚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她的胸和头都被两个后轮碾过，整个上半身都被压扁了，鲜血随之蔓延开来。

有目击者说：“有一个女人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车子轧死了。她的裙子翻了起来，露出雪白的两条腿。”

那时的围观者们都不知道，躺在那的女人就是昔日大明星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女子明天就可以迎来新生活了。

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轧死人了”。

后来，警察在姚姚的大黑包里找到了她的学生证，一封信，以及她和灯灯与上官云珠的合照。

照片里他们的笑脸，都已经被压烂了，而照片中年轻女孩的脸，在现实里也被压扁了。

作家陈丹燕在《上海的红颜遗事》中便提及到：“公安局找商阿姨要了一张姚姚的照片给火葬场，要用蜡重新做一张脸出来。大家都被姚姚那张用蜡做成的脸惊呆了，它比姚姚的脸长了五分之一。”

身为姚姚曾经的继父，程述尧当时都没有勇气去看她的样子。就连葬礼，他都没有参加。他不敢相信，也不想去相信。

而灯灯，被母亲和姐姐抛在人世间的他，还是强撑着精神去看姐姐的最后一面。尽管那不是真的姚姚的脸，但灯灯还是一眼认出了躺在那的人，是他苦了一生的姐姐。

姚姚的一生，很苦，很短暂，仅仅31年。可这不是她所想要的，她从来就没有想过在这一年按下人生暂停键。

命运便是如此爱作弄人。不仅以一种突然的方式带走她，还让她听着最难听伤人的话离去。

葬礼上，音乐学院的人在姚姚尸体旁念了悼词：“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与生活抗争数年，就获得如此一句评价，不知姚姚在九泉之下听到，是会放声大哭，还是像以往一样，抿嘴，微笑。

姚姚生前曾说：“生活用一种最残酷的面目向我扑过来。”

她一直都知道生活的真面目，可她从未向其妥协过。就算是在找工作无望，想要寻国外这条出路时，她都没有向命运折服。可如今，一句没有贡献，就彻底总结了她的一生，实在不公。

但那个时代，不公的事情多了去了，就姚姚所在的音乐学院里，无时无刻都有人因为不公而死。姚姚只不过是那大多数的一员而已。

无奈的是，那大多数人中，唯有姚姚，在1979年平反之时没有被提到，没有被追悼。就连她的骨灰，都因为存放三年没有人去领回而被当做无主骨灰深埋。

若问，姚姚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那或许就是她这番悲惨坎坷的人生经历以及那份让她一直担惊受怕的档案了。

可事实上，在横跨历史长河后去翻看这份档案，其内容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不好。她的档案里仅有三份材料：附中毕业鉴定，入团报告，以及毕业生登记表。

其中夹带的体检表也没有明确写出姚姚怀孕一事，只有一句“子宫底位于剑下约3~4cm处”。至于毕业鉴定，学校给的评语便是“不怕压力，在资反路线白色恐怖中敢于较早起来造反。”

或许有人会问，就这么一句话，姚姚何必为此害怕？

答案很简单，时代不同，思想不同，观念不同。以现代视角去看这样一句评语，所得出的评价也不过是自我看法。只有经历过，才能知晓一句话就能断送前程未来的“可怕”。

不过，再可怕，姚姚也算是战胜了它，她只是输给了意外罢了。

抛开时代偏见，用一句诗来形容姚姚这般人生，或许就是“今古事，堪悲诧。身世艰，从牵惹”。

至于如何形容姚姚这个人，我想，或许三个字便足矣——可怜人。

一个没了父母，失了爱人，丢了孩子，从无工作的可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