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此时，已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毛泽东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来临，将需要大批的干部去完成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

共产党“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毛泽东挑选林彪当校长：“你这只小老虎可要言传身教，把所有学员都培养成小老虎！”

1936年5月8日，在陕北延长县交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提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同年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具体研究创建红军学校问题。在发言中，他谈到了即将创办的红军学校的组织问题：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教育委员会由他本人和林彪、罗瑞卿、周恩来、杨尚昆等组成；教员，由他本人和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张浩、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担任。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林彪成为毛泽东“钦定”的红军大学办学骨干之一。投身革命以后，毛泽东一直有一个观点，“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对于校长人选，他是极其慎重的，他能挑选林彪说明林确有过人之处。当时，他对林彪说：“蒋介石办了黄埔军校，我们也办个大学，但我们要比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办得更好，影响更大。”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1期开学典礼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典礼，正式宣布：林彪、罗瑞卿分别担任校长、教育长，毛泽东兼任政委。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党创办红大，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学校分3个科，共300人左右，身为校领导的林彪、罗瑞卿同时也是第一科学员，同学有罗荣桓、刘亚楼、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王平、苏振华、张经武、张达志、赵尔陆、贺晋年、黄永胜、谭冠三、莫文骅等。

7月3日，国民党军第86师高双成部袭击瓦窑堡，红大被迫移驻陕北的一个偏僻小县保安县（今志丹县）。好几百号人初来乍到，如何落地生根？林彪、罗瑞卿带着人东奔西跑，终于在城外的山坡上找到几十个一直没人居住的石洞。这些石洞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已无从考证。于是，这些石洞成了红大新的校舍。林彪、罗瑞卿和学员们住的也是石洞，睡的是石头砌成的床铺。

身为校长兼学员的林彪虽不苟言笑，但在学习方面却是无声胜有声。除了听课，他就是和罗瑞卿督导学员自学或引领学员们讨论。石洞里很暗，他便和罗瑞卿带领学员们在外面看书，看累了就漫谈讨论。对林彪、罗瑞卿等艰苦学习的作风，毛泽东非常赞赏。一天，他来到学员中，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这既是对红大学员的表扬，也是对林彪、罗瑞卿等的鼓励。对林彪，毛泽东手抚其肩，赞语不断：“你这只小老虎（彪，意为小老虎）可要言传身教，把所有学员都培养成小老虎！”

为满足红大学员的知识需求，林彪四处纳贤。只要从陕北之外来一位领导、专家、学者、名流，林彪就设法请来，连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曾应邀作了一次演讲。

斯诺来到保安采访红军不久，就结识了林彪。林彪设下“面条宴”，请斯诺去给红大学员作报告，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面条宴”在贫瘠的保安是难得的礼遇，斯诺盛情难却。他概略地向300多名红大学员讲了英美的态度，然后回答问题。始料不及的是，学员们提的问题丰富而深刻，远非他这样一个普通的外国记者可以解答，他幽默地说：“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个大错，这顿‘面条宴抵偿不了我回答问题所处的窘境。”在他名扬四海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仔细记述了红大：“设在一排窑洞内，大约有300名学员住在里面，‘窑洞出版社则出版各种教科书、报纸和杂志。”

有抗大老同志说过，“为管理好这所大学校，林彪的确是花了一番心血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天下大乱”，红大第一期学员200多人纷纷“下山”，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则作为中共处理西安事变工作组成员，赴西安折冲国共关系。在继续争取国内和平，组织对日抗战的关键时刻，第一期学员发挥了“最光辉的作用”。

都说，“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1937年1月，林彪、罗瑞奉命将红大迁到延安办第二期。因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原来计划的红大第二期自然而然地称为抗大第二期。第二期学员有陈赓、杨得志、余秋里、姬鹏飞、许世友、胡耀邦、倪志亮、王维舟、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蹇先润、蹇先佛、李坚贞等。还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前来学习。也有一些是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杰、女儿赵元炳。不过，大量的还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有平、津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有新加坡等地的华侨青年。一时间，学员一跃发展到1000多名。有抗大老同志说过，“为管理好这所大学校，林彪的确是花了一番心血的”。

林彪“想了很多办法来提高教员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如办教员训练队，举行干部讨论会，加强对教员的政治教育，加强党的生活，关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使全体教员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教员的积极性发挥起来了，他们就努力钻研，教学工作也就搞好了。”

1937年3月，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林彪得知后，认为题词精辟概括了抗大的办学宗旨和办学方向，是最贴切的抗大教育方针。“毛主席说，这三者是造就一个革命军人所不可缺少的。抗大就是根据这个方针来办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员都是根据这个方针进行教育和从事学习的。”

学校大了，校风建设必然走上议事日程，林彪从毛泽东那里取回了“八字真经”。“抗大的校风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的校风，是建军以来，在实际斗争中，毛主席概括总结出来的……”

“抗大是为民族抗战输送新鲜血液，不允许板凳坐得十年冷！”因此，林彪提倡“教学内容少而精”。他“把少而精作为抗大制定教育计划的最重要的原则。他指出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来制定教育计划。就是我们的教育计划，要根据中央和军委的规定，根据学生将来出去工作的需要，根据学生原有的程度，根据学校的设备条件来制定，不这样就会脱离实际。”“教学内容少而精”，适应了抗日战场日新月异的变化实际，保证了抗战军政人才的源源不断。与“教学内容少而精”相适应，林彪特别强调“学制短”。“抗大的学制，一般为六到八个月。住学校读点书是必要的，但时间不能太长，时间长了，就会越学越空，脱离实际。干部主要靠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培养提高。”

随着大量青年学生进入抗大学习，我教你学的教学方法必须要改变，因此林彪提倡“教学方法生动活泼”。他“提倡群众路线，集体研究，教学相长，互相帮助的教学方法，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相结合。教员先启发学生，学生受了启发之后看本本，看参考书，经过一番研究，再去实验，用实验结果来证明理论是否正确，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为了克服教材、课堂和校舍的困难，林彪、罗瑞卿做了艰苦的努力。缺乏教材，他们就组织有实践经验的学员、教员共同座谈讨论、自己编写；没有课堂，他们就把学员们带到山峪、场院等“自然课堂”；学生没有坐凳，他们就让人拣起破砖砌小台子当坐凳；没有桌台，他们率先垂范，坐下来把两个膝盖一拢，成为听课记笔记的“最好桌台”。“当时罗瑞卿同志豪迈地说：‘雪山、草地、腊子口，穿着草鞋照样走，这点困难怕什么！林彪在旁听了，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林彪后来虽然离开了抗大，但一直保留着抗大校长的头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林彪率115师北上抗日，抗大工作由罗瑞卿主持。

1938年5月初，遭晋军误伤的林彪又到抗大任职。5月2日，林彪在抗大作《抗大的教育方针》的讲演。毛泽东为他的讲演记录稿作了修改，将“我们要无条件地进攻，有条件地防御”一句，改为“我们作战要以进攻为主，防守为辅”。当晚，毛泽东写信给林彪，指出“无条件地进攻”一语不妥，进攻也是有条件的，但进攻是主要的、基本的、中心的。5月22日，林彪又在抗大三期全校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长达几个小时。

当时，国内外报章杂志对抗大有很多介绍和赞扬。1938年5月，林彪主持接待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女）、雷克难、傅路德等4位国际友人前来延安参观。国际友人对抗大高度评价，还要求抗大接受他们为名誉学员，穿上抗大的军装，戴上抗大的领章合影留念。

1938年底，林彪因枪伤后遗症赴苏联治疗，一去就是3年。不过，林彪无论是率部走上抗日战场还是赴苏联疗伤，他都一直保留着抗大校长的头衔，直到1945年9月抗大结束其历史使命。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对他的礼遇。1943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负责抗大办学，给他下的命令是抗大代理校长。

毛泽东一直重视抗大教育工作，对抗大评价也很高：“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能够和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先后辉映，彼此竞美”，林彪的贡献可见一斑。

“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抗大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光辉篇章”

从红大到抗大，林彪实际上总共主持了两期办学，但在抗大校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首先是培养的起点高。“抗大一、二期的学生，都是经过党的长期培养，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他们艰苦卓绝，身经百战，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和实践经验，其中好多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过团长、师长、军长，甚至更高的职务。例如：罗荣桓、罗瑞卿、张际春、苏振华、胡耀邦、何长工、张爱萍等同志，都先后在抗大的一、二期学习过，其中许多同志还比较长时期地参加了学校的组建和领导工作。他们既是学员，又是建设学校的大师。

”其次，“抗大一、二期的主要贡献，一是汇集了红军3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领导骨干和各级干部，这对于总结全部红军的战斗经验，融合各个方面军的传统与作风，使之发扬光大，成为我党我军优良的传统作风，起了决定的作用；二是经过第二期对于几百个外来青年学生的教育提高，不仅在政治上使他们懂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而且在军事上使他们学得了必要的战略战术知识，特别是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的知识，在思想行动和生活作风方面，给了他们以严格的锻炼和要求，这就给党和学校在争取、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方面，创造了良好的经验；三是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经过新老干部的互相学习和交融，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而给尔后的学校工作，树立了优良的传统与作风。

1996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抗大建校六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抗大的教育实践，不仅在战争年代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至今对于我们培养和教育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总之，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抗大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光辉篇章，它的伟大业绩将永远留存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

讲话中虽然没有点到林彪的名字，但事实上肯定了林彪参与领导抗大办学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