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智是我的大学校友，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时，他是气象系学生。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们先后分配到新华日报社评论组工作，成了同事。从此，他从关注大气层转而关注人间世；我从注视古代，转而注视现世。

王晓智在南大曾主编过一份小报，他约我写过一篇文章。这是我们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友谊的开端。

一、曾为林彪“驸马”候选人

“文革”前期，一些人为向林彪夫妇献媚，曾假借组织名义，在全国范围内为其子林立果选“妃子”，为其女林立衡选“驸马”。这事曾轰动一时。笔者的笔记本上记录了有关这一事件的一些资料。

1974年六七月间，我和王晓智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江苏省省级机关批林批孔会议。这个会断断续续开了多次，每次与会人数100人左右。在6月17日的会上，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一位姓马的同志发言说：“林彪先后四次派死党来江苏选‘妃子，看了二三十万女青年的档案、照片，还看了二三万男青年的照片。” 主持会议的许家屯，乘势把火力引向对选“妃子”选“驸马”负有责任的省委书记吴大胜，责问道：“吴大胜同志，（毛）主席说选‘妃子是谁干的？”吴大胜倒也爽快，答道：“主席说选‘妃子不是共产党干的。”（许家屯当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升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后去了美国。）

选“驸马”时，王晓智大学还没有毕业，高大英俊，目光炯然，文才很好、又善于言谈的他，经层层选拔，成了“驸马”的候选人（他本人当时不知道是选“驸马”，人家告诉他，是挑选出国人员），由专人送北京。王晓智被安排住在一个招待所，林彪的亲信部下，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妻子胡敏来看过他。这次晤谈实际上是面试。她提出的几个问题中，有一个是：你看过《胡笳十八拍》吗？这是个偏题，当时知道《胡笳十八拍》的人极少，更不要说读了。《胡笳十八拍》是乐府《琴曲》的歌辞，相传乃汉末蔡文姬所作。出身农家，讲一口“山东普通话”，质朴而又带一点土气的王晓智被淘汰了。这反倒成全了他，否则“九·一三”事件后脱不了干系。多年后，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位准‘驸马没有见过‘公主，我不是准‘驸马，却有幸见到了‘公主。”

二、被政审的婚姻

王晓智是从劳动锻炼的地方江苏泰州姜堰解放军红旗农场来新华日报社报到的。上班不久，一天，接到一封信，信封背面写着两行字：“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鲁迅。”后来，写信人还到报社找过王晓智。那是一位面目姣好的女子，王晓智的同学，分在苏北某县，正在农村劳动锻炼。他们的友谊没有进一步发展。经同学梁玉楼的女友介绍，王晓智认识了一位身材高挑、面貌清秀、年方21岁的姑娘小陆，当时在一家棉织厂工作。她第一次到新华日报社找王晓智，曾因戴大红手套在报社内引起广泛关注。当年人们着装，不是蓝，就是灰黑，没有人穿红衣服，也没人戴红手套。戴一副红手套，居然使众人注目。过了一段时间，王晓智向报社军管小组递上了结婚申请。因女方父亲是一家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被怀疑为“阶级异己分子”，正在接受审查；王晓智作为“保密单位”新华日报社的编辑，不能跟有“问题”的人的女儿结婚，故军管小组暂未批准王晓智的结婚申请。王晓智耐心等待了相当一段时间，待小陆的父亲（说起来跟上海鼎鼎大名的徐景贤还是表兄弟）从审查中解脱出来，军管小组才准予他与小陆结婚。这时小陆已25岁。

三、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仗义执言

在报社评论组，我与王晓智经常参与社论撰写。“文革”中，中央媒体经常发布毛泽东“最新最高指示”，一有“最新最高指示”，我们就必须撰写欢呼的社论，而且必须在第二天一早见报。报纸出迟了，就会引起外界种种猜测。我们每次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间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最新最高指示”后，总是立即行动，一边听着编辑部大楼外中山路上传来的游行队伍的欢呼声和鞭炮声，一边起草社论。写一段，由排字房的排字工人拿走一段。等我们写完了，排字工人也很快排好了。校样一出来，就有一人或两人立即坐车去找省革委会（后来是省委）的负责人审稿。

有一天夜间，我和王晓智拿着刚刚排出的社论校样，乘本单位“顺风牌”汽车（1949年4月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遗留下的车子），前往南京郊外汤山温泉疗养院，找在那里开会的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吴大胜（后任省委书记）等人审稿。我们到达以后，得知吴大胜等人正在浴室洗澡，便径往浴室。那时戒备不像“文革”后那样森严，我们去浴室，没有遇到阻拦。我们将在浴池里泡澡的吴大胜、蒋科（当时任省革委会常委、政工组组长，后来任省委常委、省革委员会副主任）从浴池中请了上来。两人各用一条大浴巾围住下身，站着跟我们说话。蒋科愤愤地说：“真是提着裤子上轿。”吴大胜态度稍平和，他说：“你们报社送审稿件，每次都这么急。下次早一点。”他们都是军人，不是干新闻这一行的，不知道那年头报社送审社论不急不行。

“文革”中，吴大胜等人在江苏搞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的运动，制造了数十万起冤案（几十年后，江苏电视台原台长丁群先生看过有关档案，他告诉我吴大胜等人曾把27万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当年我和王晓智及同事余华明，对制造冤案无数（江苏流行“‘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的民谣）的吴大胜等人，进行了揭发、谴责。我们三人年轻气盛，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对可能会招致的后果，不是没有想过，但想到了不害怕。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胆大妄为之举。

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写到了毛泽东谈“五·一六”问题：

“这时许世友转换了话题。他对毛主席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

毛主席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

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风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

许世友回答不出来。”

书中还写到：

“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

许世友向毛泽东汇报时的身份是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他提到的文风来，是“文革”前期江苏两大派中“红总”一派的头头，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关好几年，释出后不久，预感政治运动的新的风浪又要袭来，便抹了脖子了。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的“五·一六”分子要“毒害毛主席”并不相信。他说，挨批斗的民主人士的问题没有解决，被打成“五·一六”的人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过了近40年，多卷本《江苏通史》有一节写到“文革”中江苏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肯定了我们揭发、谴责吴大胜等人的行动。此书由当时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主编。这时王晓智神智已不大清楚，否则得知这个消息是会感到欣慰的。

四、阴阳相隔，难圆邻居梦

王晓智中年以后，搞了个“新中医研究院”，通过办培训班挣了不少钱。在他60岁出头的时候，他请一帮朋友吃饭。席间我对他说：“你现在的摊子已经不小了，今后的任务不是要把摊子铺得更大，而是要收缩。你挣很多钱，没有好的身体，未必有幸福。钱只要够用就行了。你要注意健康了。你不久前的面瘫，可能是一个信号。”作为他的朋友，我为他江河日下的身体状况担忧。听了我的话，他不置可否。也许我这个局外人，不能理解他的骑虎之势。

一两年后，王晓智和几个朋友来我家，我见他走路已踉踉跄跄。他对我说：“我要买你们小区的房子，跟你做邻居。”哪知过了约一周，春节休假期间，他中风了，并且因中风严重后遗症，手不能握，腿不能行，口不能言。我对他说起我们共同的朋友的近况，他会簌簌地流下眼泪，但就是不能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想法。疾病折磨了近五年，他无声无息走了。我在小区散步，有时不免有秋水伊人之思，心想如果王晓智健在，他会跟我一起散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