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4月26日下午，上海大陆新村的鲁迅寓所迎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客人。为他开门的老女工略带惊讶，这不就是两年多没有来过的冯雪峰吗？女工将冯雪峰请进屋里，告诉他大先生和女主人外出看电影了，请他在二楼大先生的卧室兼工作室里等候。

冯雪峰坐在鲁迅常坐的椅子上，回味着这些年来和鲁迅的友谊，心头洋溢着温暖的感情。

冯雪峰想起他和鲁迅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是1928年12月9日，柔石带着他的中学同学、25岁的冯雪峰来到鲁迅家。那时的冯雪峰已经是一名有着一年半党龄的中共党员，正在上海从事苏联和日本文学的翻译工作。鲁迅是知道冯雪峰的，因为冯雪峰翻译出版了苏联的《文艺政策》，鲁迅当时也正在翻译这本书，冯雪峰翻译的曙梦的《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三本小册子也为鲁迅所关注。柔石十分崇拜鲁迅，他常常向冯雪峰讲述他和鲁迅之间的交往。冯雪峰自然十分渴慕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鲁迅的话很少。随着冯雪峰来访次数的增多，鲁迅的话也逐渐多起来了。他们谈到当时的文坛现状，谈到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也谈到鲁迅自己的思想转变。这一切，既让冯雪峰感到亲切，也让他非常受益。

冯雪峰想起了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的讲话。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是左联的领袖，他在成立大会上做了即兴发言。会议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安排记录。几天之后，一同参加会议的冯雪峰根据记忆，结合鲁迅平日的谈话，将鲁迅的发言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一文， 鲁迅读过后表示认可，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上。鲁迅在讲话中要求：“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并让大家提高警惕，以为“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

冯雪峰想起了在左联他和鲁迅的亲密合作。鲁迅是左联的领袖，但他不是中共党员。左联作为中共发起的文化组织，盟员以中共党员为核心，接受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冯雪峰在去苏区之前，长期担任文委委员，并在1932年担任文委书记。在这期间，鲁迅和冯雪峰精诚合作，团结战斗，在国民党的重重围剿之下，推动了左翼文化的发展。

1931年2月，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当时上海的报刊都不敢刊登这一消息。冯雪峰知道消息之后去看望鲁迅。鲁迅脸色阴暗，沉默着坐在床上，长时间不说一句话，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首不久前写的诗递给冯雪峰。冯雪峰念着:“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他感受到了鲁迅对左翼作家的深切的爱，对屠杀左翼作家的统治者的愤恨。冯雪峰为左联编辑了《前哨》，鲁迅题写了刊名，为左联五烈士的被杀写了一篇檄文和《柔石小传》。鲁迅在这篇檄文中悲愤地写道：“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公开的报刊当然不敢刊登这篇文章。冯雪峰将它命名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编辑在《前哨》创刊号（纪念战死者专号）上，署名L.S.。这样的《前哨》在当时也没有印刷厂敢于承印。冯雪峰通过本家冯三昧的介绍，找到了一家私人小印刷所。他承诺假如出事，就说是私下和工人沟通印刷，绝不牵连老板，并且在当夜印完并立即运走，老板这才同意，当晚便匆匆印刷完毕。第二天凌晨，冯雪峰将已经印成的纸张拉走，找到应修人等，一起装订了一天，粘贴上了柔石等人的照片。为了纪念《前哨》出刊，当天下午，鲁迅一家和冯雪峰一家在上海春阳照相馆合影留念。鲁迅这篇文章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向全世界揭示了中国左翼作家的英勇无畏，鼓励着中国左翼文学工作者继续战斗。

冯雪峰还想起，1933年夏天，他和瞿秋白一家住在南京西路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他们常常谈到鲁迅。6月20日，江苏省委交通李一纯通知他们住处危险，需要尽快搬家。冯雪峰和瞿秋白都想到了鲁迅。当天下午，冯雪峰和瞿秋白夫妇冒着小雨，前往鲁迅家。此后，瞿秋白夫妇就在鲁迅家暂住，冯雪峰则另觅住处。冯雪峰不放心瞿秋白，当天晚上又去鲁迅家看，鲁迅和瞿秋白谈得正欢呢。

冯雪峰想到了他和鲁迅离别时的情景。1933年底，他被党中央安排到苏区工作，出发之前，他把怀有身孕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托付在鲁迅家中。他行到汕头时，还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冯雪峰在心里默默复述着党中央交给他的使命。第一，在上海建立一个电台，把搜集的情报尽快报告给中央。第二，与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建立关系。第三，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并取得联系，为接下来中央派到上海工作的同志做一些准备。第四，附带管一管文艺界，传达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要任务是前两个。在出发前，张闻天特意交代：“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你同鲁迅等熟识。”冯雪峰严格按照中央的布置，抵达上海第二天，就来到了鲁迅家里。

二

黄昏时，鲁迅和许广平看完电影回来。鲁迅在楼下就从女工那里知道了冯雪峰正在楼上等他，于是快步登上楼梯。冯雪峰听见鲁迅的脚步声，激动得快叫出声来。他琢磨着鲁迅开口第一句话会说什么。鲁迅上楼后，悄悄地握住了冯雪峰的手，冯雪峰感觉到了鲁迅表情中的忧郁。鲁迅说他要慢慢报告他们离别之后发生的事。他邀请冯雪峰就住在他家里，这一住就是两个星期。

当天晚上，他们就谈到深夜。晚饭前，冯雪峰先说。他告诉鲁迅他在苏区担任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时的情况，他尤其详细谈到了长征中发生的事情。他向鲁迅分析了当前的局势，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的情况，表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鲁迅的敬意。鲁迅微笑着看着冯雪峰，鼓励他一直讲下去。晚饭时，许广平给冯雪峰倒了一杯白兰地，鲁迅也破例喝了一口。

晚饭后，鲁迅和冯雪峰详细谈到了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并表达了他的观点。

1935年，党在上海的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左联党员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周扬等人重新组建了文委，聚集了留在上海文化界的多数党员，但他们看不到党中央的文件，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周扬等人只能去购买英文版的《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以这个刊物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导。周扬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报告，不久，又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党中央的“八一宣言”，他认为两者的精神是一致的。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等人派萧三给左联写信，指出左联长期存在“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要求解散左联，另外发起一个更广泛的文学团体，而且要争取这个团体的公开活动。这封信由鲁迅转交。鲁迅看到信后，对茅盾说，他要看一看再说，因为他不同意解散左联，把以前的敌人拉进新组织，他表示怀疑。

和周扬共同领导文委的夏衍，于1936年初约茅盾在郑振铎家见面。夏衍告诉茅盾，党中央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而要建立这个组织，就要先解散左联，因为担心不解散，有些人害怕这个新组织是变相的左联，就不敢参加了。夏衍还说，他们希望鲁迅来发起和领导这个新组织，但兹事体大，需要征求鲁迅的同意。由于鲁迅不愿意见夏衍等人，夏衍只能委托茅盾转告。茅盾第二天见到鲁迅转告了意见。鲁迅表示，成立新的文学团体可以，但不必解散左联，因为新的文学团体也需要领导，领导这个团体的当然是左联，如果新的团体没有领导核心，可能被人家给统了去。茅盾又把这话转达给夏衍，夏衍着急地说，不会没有核心的，他们这些人在里面，当然就是核心。茅盾把夏衍的话报告给鲁迅。鲁迅笑着说，他早就不信任他们这些人了。茅盾感觉到了自己这个传话者角色的尴尬，索性不再见夏衍，而是委托郑振铎去传话。由于鲁迅不同意，这个新组织的组建就拖延了下来。后来，鲁迅终于同意解散左联，但要求发表一个宣言，表示左联的解散不是溃散，而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推向新的阶段。但周扬等人最终并没有发表宣言。鲁迅十分生气。

就在周扬等人解散左联，筹备新的文艺组织的同时，他们也提出了新的文学口号——“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最初由周立波在1935年年底发表于《时事新报·青光》上的一篇文章中正式提出，得到了较好的反响。周扬等人认为，这个口号是和“国防政府”相配合的，提出这个口号是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于是在他们控制和影响的刊物上大力提倡，并有“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名号出现，一时间搞得有声有色。但是，鲁迅是左联的领袖，周扬等人提出这个口号并没有和鲁迅商量，而且这个口号，在鲁迅和茅盾看来，本身是有缺点的。茅盾就认为：“从已经发表的文章看，观点还很混乱，需要作正确的解释。”

从左联解散和“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来看，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委和鲁迅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已经很深了。鲁迅在这一时期给朋友的书信中常常讥讽周扬等人为“元帅”“工头”。

冯雪峰从鲁迅脸上看出的忧郁，主要源自左翼文坛的矛盾所带给鲁迅的困扰。冯雪峰感到了左翼文坛内部的宗派主义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他认为主要的责任在于周扬一方。作为中央特派员，他觉得应该做一些工作。

在冯雪峰住在鲁迅家里和鲁迅深谈时，周扬等人听说中央来了特派员，特别兴奋，他们想着终于可以和中央接上组织关系了。但冯雪峰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并没有立即找周扬等人，他们于是感到失望，感到愤懑。他们不理解的是，冯雪峰代表组织来到上海，为什么不先见作为中共党员的周扬等人，听取周扬等人的工作汇报再做定夺，而是先去见了并非党员的鲁迅，后来又和闹宗派主义的胡风搅合在一起。由于这个原因，当冯雪峰抵达上海二十天左右才提起见周扬时，遭到了周扬的拒绝。对此，冯雪峰回忆说：“我请王学文约周扬同我见面谈话，是我到上海后二十天左右，却遭到了周扬拒绝，说他不相信我，要我拿证件（党中央的介绍信）给他看，说我是假冒从陕北来的。”“但周扬拒绝同我见面的真正原因，是我到上海后没有首先找他，而先找了党外人，特别是没有同他商量之前，就和胡风商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同他已经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相对立。这是王学文当时告诉我的；在鲁迅逝世后我同周扬见面时，他自己也告诉过我，说他拒绝同我见面是对我的抗议。”对此，周扬等人对冯雪峰充满愤恨，这直接影响到冯雪峰后来的命运。在冯雪峰去世之后，周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还说：“冯雪峰在我把上海‘文委’系统的全体党员名单转交给他之后，他仍避免和我见面，并对我隐瞒他已来上海的事实，不向‘文委’党组织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对于我们在‘国防文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也不及时地向我们提醒或在党内正式批评。那时他被胡风蒙蔽和欺骗。他让胡风窃取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正确口号来作为他个人进行宗派分裂活动的资本，冯雪峰是有责任的。”

三

冯雪峰找到鲁迅，是通过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内山完造告诉他鲁迅还住在原地方。胡风又从内山完造口中知道冯雪峰在鲁迅家里，于是急忙去见。鲁迅到冯雪峰住的三楼，征求冯雪峰的意见，冯雪峰表示愿意见胡风。

胡风告诉冯雪峰，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很多人都不赞同，他和鲁迅就不赞成，准备另外提一个口号。胡风的意思是提“民族革命战争文学”，显然，这个口号的阶级立场也不明显。冯雪峰建议在文学前面加上“大众”二字。他们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认为另外提一个口号是必要的，加上“大众”两个字很必要。胡风自告奋勇地说，他回去写一篇文章提出来。鲁迅和冯雪峰都同意了。冯雪峰因此认为，这个口号的最后决定者是鲁迅，提出者应该是鲁迅。但是，他后来反思这件事时却感到自己的做法存在问题。他不应该把口号的提出看成一件简单的事儿，因此没有向党中央汇报是不对的，他也后悔不曾请鲁迅亲自写文章来提，而是同意胡风去写。

不久，鲁迅给茅盾送了一个纸条，请茅盾到鲁迅家里去见一位远方来的老朋友。茅盾如约去见到了冯雪峰。冯雪峰对茅盾讲了长征和陕北的情况，并表示第二天去看望茅盾的母亲。

第二天，冯雪峰来到茅盾家里。茅盾告诉冯雪峰，左联解散后，文坛正在筹建中国文艺家协会，茅盾是发起人之一，目前已经有一百多人签名，大家推举茅盾作为宣言起草人。茅盾感到为难的是，鲁迅因为有周扬等人在里面，所以不愿意加入，因此很多人都采取观望态度，比如黎烈文，一定要鲁迅参加了他才参加。本来，解散左联，筹建中国文艺家协会，就是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文艺家，如果鲁迅不参加，那战线反而缩小了。茅盾还告诉冯雪峰，据说胡风散出消息，要另外组建一个文学团体。茅盾对胡风印象不好，他认为胡风处于鲁迅和周扬的传话者的位置，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破坏团结。茅盾的意见是，战友之间可以有不同意见，但组织不能分裂，最好只成立一个团体，因此他希望冯雪峰利用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劝说鲁迅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冯雪峰答应去劝说鲁迅，他们还谈到对“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意见，但冯雪峰没有告诉茅盾他们准备提出一个新的口号。茅盾感觉到冯雪峰对于文坛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的办法，而且冯雪峰明显偏袒胡风，对周扬成见较深。

冯雪峰按照承诺劝说鲁迅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但鲁迅坚决不同意。他说：“你看那里面是些什么人吧。那不是战斗的团体！我是坚决不加入的。”同时，鲁迅还表达了他对茅盾的意见。他说这几年茅盾也和他疏远了，茅盾没有搬家前，他们同住在一个里弄里，本来很多事情可以商量着来，一谈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但茅盾就是不商量。鲁迅举出的例子是生活书店撤换《译文》的编辑黄源。茅盾是《译文》的主持人，但事先却没有和鲁迅通气，而是和生活书店的人一起请鲁迅吃饭，刚坐下就提撤换黄源，鲁迅认为这是“吃讲茶”，筷子一放，一言不发就走了。鲁迅愤愤地说，黄源不是他的“私人”，茅盾完全可以先和鲁迅商量，毕竟两人都是左联的领袖，自己内部商量好了，再对外统一口径，干嘛非得发展到“吃讲茶”呢？

两三天后，茅盾再次来到鲁迅家里。鲁迅告诉茅盾，他们准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以补救“国防文学”的缺乏阶级性。冯雪峰补充说，这个口号是总口号，“国防文学”是具体的口号。他们征求茅盾的意见。茅盾认为：“国防文学”已经讨论几个月了，要提出新口号，必须要解释清楚它和“国防文学”的关系，否则容易引起误会；而且这个文章必须鲁迅亲自写，才能引起重视。鲁迅说他最近身体不大好，但答应写着试试。冯雪峰送茅盾出门时告诉茅盾，鲁迅不同意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胡风等人准备成立新的组织。冯雪峰决定不干涉，并让茅盾两方面都参加，以示团结。茅盾认为组织不能分裂，他们应该做最后的努力。他让冯雪峰再劝鲁迅加入，他去劝周扬暂缓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双方努力的结果是，组织还是要分别成立，作为让步，在组织成立宣言上都不提各自的口号。

但让茅盾意料不到的是，6月1日，胡风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在《文学丛报》上。胡风在这个文章中正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但他没有解释这个口号和“国防文学”的关系，也没有说这个口号是和鲁迅商量过，并由鲁迅最后决定的。茅盾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因此跑去见鲁迅，正在病中的鲁迅告诉他：“胡风自告奋勇要写，我就说：你可以试试看。可是他写好以后没给我看就这样登出来了。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对那个口号的解释也不完全。不过文章既已发表，我看也就算了罢。”（但胡风的回忆和茅盾的说法抵牾：他说他5月8日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9日上午交给冯雪峰，10日上午去见冯雪峰，“他交还了我，一字未改。说周先生也看过了，认为可以，要我找个地方发表出去。”这篇文章发表之前鲁迅究竟有没有看过，需要更多资料考证。)茅盾又和冯雪峰谈到他对胡风文章的担心，认为这会引起更大的分裂和矛盾公开化。冯雪峰也有点着急，因为他最近把精力都用到了党中央给他的前两个任务上，没想到文艺界会越弄越分裂。他的办法是一方面让胡风不要再写文章，另一方面请鲁迅写文章解释新的口号。

四

胡风的文章发表后，文坛掀起了“两个口号”论争。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章，发表在《夜莺》《现实文学》《文学丛报》等刊物上，支持“国防文学”的文章发表在《文学界》《光明》《质文》等刊物上。“两个口号”在阶级性等方面固然有一些区别，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完全可以解释得清楚，但之所以论争得如此激烈，主要在于双方都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恩怨。左翼文坛迫切需要结束这场论争，重新统一起来。

因为“两个口号”论争，托派认为左翼文坛分裂，他们有机可趁。陈仲山于6月3日给鲁迅写信并寄托派刊物，企图拉拢鲁迅。在病中的鲁迅特别气愤。他把信给冯雪峰看：“你看！可恶不可恶！”鲁迅接受冯雪峰的意见，由鲁迅口授大意，冯雪峰起草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这封落款于6月9日的信义正言辞地指出：“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在鲁迅和冯雪峰谈陈仲山来信的同时，冯雪峰趁机提出，胡风的文章写得不好，文坛的论争很激烈，希望鲁迅正面发表他的意见。鲁迅同意了，要冯雪峰按照他的意见和态度处理。冯雪峰起草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表示认可。文章认为，新的口号是要将左联的工作“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这个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这样既解决了新的口号和左联的关系，也解决了“两个口号”之间的关系。

这两篇文章，据冯雪峰回忆，“发表后他自己都看了，认为符合他的立场、态度和意见的；并且从刊物上剪下来，放到他的积稿堆中去，准备将来编进他的文集。”但文章的发表却经过了一些曲折。周扬等人办的《文学界》不同意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虽然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但放在很不重要的位置，而且编者没有一句赞同这个口号的话。

7月下旬，冯雪峰去看望茅盾。他对茅盾说，他观察到周扬等人不尊重鲁迅和茅盾的意见，不赞成“两个口号”并存，他们排斥一切不同意见。茅盾谈到了他的意见，说准备写一篇文章。在场的孔另境主动请缨，帮助病体尚未痊愈的茅盾起草。茅盾修改后的《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希望善于“内战”的朋友停止争论。茅盾把文章交给主持《文学界》的徐懋庸。徐懋庸在发表之前交给周扬看，周扬写了批判文章，和茅盾的文章一起刊登出来。茅盾大为光火，认为徐懋庸不应该如此“做手脚”，他恼怒于作为党的文委领导人的周扬居然如此听不进不同意见。

冯雪峰读了该期《文学界》后再次来看望茅盾，他也十分痛恨周扬的宗派主义，建议茅盾再写一篇文章，并将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就要发表的消息告诉茅盾。

鲁迅的这篇文章，是源于徐懋庸的“打上门来”。徐懋庸写信给鲁迅，指责鲁迅对当时党的文艺政策没有了解，批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说鲁迅“助长着恶劣的倾向”。鲁迅收到这封信时，刚好冯雪峰在鲁迅家里。鲁迅一边把信递给冯雪峰看，一边愤恨地说：“真的打上门来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有病！这是挑战。过一两天我来答复！”冯雪峰表示愿意代劳起草。鲁迅先是说不必，他自己动手。但后来还是同意冯雪峰带走徐懋庸的信。冯雪峰当晚就开始起草，第三天将草稿送到鲁迅处。鲁迅认为前半部分可以用，后半部分他要自己写。这篇文章对徐懋庸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再次重申了他对“两个口号”的一贯看法。据茅盾回忆：“八月十五日鲁迅答徐懋庸的信发表之后，‘两个口号’的论争就进入结束阶段。除了国民党小报的造谣挑拨和徐懋庸写了两篇文章外，没有人写文章反对鲁迅。虽然有不少文章继续讨论‘国防文学’，但也有不少文章逐渐认识了这场论争的意义，同意了‘两个口号’并存的意见。”

8月27日，冯雪峰以吕克玉的笔名写作了《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文章着重批判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多处点名批评周扬。文章认为口号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创作实绩，要求团结更多的作家。文章还希望批评家着重实际，对作家要用亲爱的态度，多进行积极评价和正面鼓励。

为了左翼文坛内部的团结，并团结尽可能团结的作家，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冯雪峰起草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宣言指出：“我们是文学者，因此亦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是复杂多方面的，各阶层的；其在作家个人或集团，平时对文学之见解、趣味与作风，新派与旧派不同，左派与右派亦各异，然而无论新旧左右，其为中国人则一，其不愿为亡国奴则一；各人抗日之动机，或有不同，抗日的立场也许各异，然而同为抗日则一，同为抗日的力量则一。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为民族利益计，我们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学或爱国文学在全国各处风起云涌，以鼓励民气，我们固甚盼全国从事文学者能急当前之所应急，但救亡之道初非一端，其在作家亦然。故而文学上我们宁主张各人各派之自由发展，与自由创作。”这个宣言得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郑振铎、夏尊、叶圣陶、包天笑、周瘦鹃等21人签名，形式上实现了文坛的团结统一。

冯雪峰10月中旬订购了去四川的飞机票，准备与四川实力派刘湘接洽，但鲁迅的病越来越重。10月18日，冯雪峰退掉了机票。10月18日下午至晚上，冯雪峰三次探望鲁迅。10月19日凌晨，鲁迅逝世。这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悲伤中的冯雪峰第一时间将消息报告给党中央。党中央指派冯雪峰代表中共主持鲁迅的治丧工作。冯雪峰和宋庆龄、许广平商议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拟定了委员会名单，通过救国会、工会等团体，组织发动群众参加鲁迅逝世的追悼活动。10月22日，鲁迅出殡。23日，冯雪峰独自到鲁迅墓前凭吊。第二天，他乘飞机离开上海前往成都执行新的任务。

1936年4月至1936年10月，作为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深度介入了当时上海左翼文坛的内部纠纷，他做出了一些团结的努力，有些时候力不从心，在有些方面也处理不当，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这些内部纠纷此后长期持续，愈演愈烈，和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也影响了冯雪峰晚年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