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先生，这位曾被老舍称为“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老作家”，有一个独特的人生信条：“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也确如信条一样，张恨水的创作数量在20世纪中国小说家中是惊人的。他当年的经济生活究竟怎样呢?

月薪8圆开始报人生涯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心远，祖籍安徽。6岁入蒙学读书。1912年秋父亲病逝，使全家陷入困境。此后6年间，张恨水四处漂泊，阅尽世态炎凉。

张恨水的文字事业，始于1918年在安徽芜湖一家小报《皖江报》当主笔，其时月薪8块银圆，但经济上已经可以自立了。24岁时(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他辞去《皖江报》的职务，依靠挣来的几十圆积蓄，只身来到北京，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很快成了穷光蛋。王夫三介绍他结交了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秦墨哂，应邀做秦的助手，起初每月能得到10圆劳务费。不久他认识了北京《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便又兼任《益世报》助理编辑，月薪30银圆，总收入有40银圆。第一次在北京领取的月薪，还了债，付了房钱饭费，张恨水只剩下一块银大洋，但他看到戏园贴着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联袂演出的海报，票价一圆，马上就把这一块钱买了戏票。

如此笔耕不已，过了两三年，张恨水每月收入增加到100～200银圆。经济生活较以前宽裕后，张恨水于1924年在北京租赁了第一处住房：未英胡同36号，前后五个大院子，最大的后院可以踢足球；中院是他的书房，三间小小的北屋，像一只大船，面对着一个长5丈、宽3丈的院落，院里并无其他庭树，只有一棵200岁高龄的老槐。未英胡同的月租金只有3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1200元左右)。

张恨水作过比较：与同时的上海房子比，这样的租金只能租法租界有卫生设备的一个楼面；与同时的南京房子比，也只能租城北两楼两底的弄堂式洋楼一小幢。

破纪录：《春明外史》连载5年

从1919年到1929年，张恨水一直帮助成舍我办报。

1924年，成舍我离开《益世报》，以200银圆作启动费，在北京西单手帕胡同创办《世界晚报》，4月1日创刊。他特约张恨水担任副刊《夜光》主笔，并撰写小说在晚报上分期刊登。张恨水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世界晚报》连载，获得市民读者群的欢迎。《世界晚报》随之扩大了销售量，风靡一时，但张恨水当时没有另得稿酬，仅领取编辑月薪200银圆。

不到一年后的1925年2月10日，成舍我又在北京石驸马大街甲90号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约请张恨水担任副刊《明珠》主笔，并连载长篇小说《新斩鬼传》。

《春明外史》全书86回，共90万字。《世界晚报》每天刊登500字，连载5年之久，直到1929年1月24日全部载完。由于文化市场看好，全文连载完毕后，《春明外史》很快出版了单行本，成为畅销书。张恨水一举成名。

大约1928年，张恨水认识了一位才女，她留过洋，会写小说、作诗，思想解放，也仰慕张恨水的才情。她希望张恨水与两个夫人离婚，然后跟她正式结婚。张恨水慎重考虑后，婉言谢绝，因为他要对两个夫人负责，不忍心撒手不管。(附注：长期以来社会上有一个传说，认为张恨水暗恋冰心，但实无其事。录此备考。)《春明外史》中才貌出众、带有旧式女子风范的李冬青，最符合传统“佳人”形象，但无奈，张恨水无法跟这样的佳人结合。

月收入达到胡适水平

此后，张恨水又先后写成了《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著名小说。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14日起，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连载，历时又是5年多，到1932年5月22日刊登完毕。

1929年，严独鹤主持《新闻报》时，赴北平预约张恨水写稿，名著《啼笑因缘》应运而生，使得该报销量猛增。此时的张恨水已红遍全国。1930年2月他辞去了《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副刊主编职务，专心从事写作，成为畅销小说大家。

1930年秋，张恨水应邀前往上海，受到热情接待。当时上海的小报纷纷登出“张恨水十分钟内到手几万圆稿费，在北平买下一座王府”的传闻。这显然是耸人听闻的夸张，但也“事出有因”。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在《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中写明了事情真相：

父亲经赵苕狂先生介绍，认识了(上海)世界书局的总经理沈知方先生。沈请父亲在丽查饭店吃饭，由赵苕狂作陪。席间他们都极力劝说父亲将《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两部小说吏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并言明，《春明外史》可以一次付清稿费，条件是要把北平的纸型销毁；《金粉世家》的稿费则分四次支付，每收到四分之一的稿子，就付一千圆。这两部小说各有百万字，照此算来，马上就会有大笔收入，而父亲此时又极需钱用，所以就同意了。赵苕狂先生又约父亲专门为世界书局写四部小说，每三个月交出一部，字数是每部在10万字以上20万字以下，每千字8圆，父亲同意了．这样连吃饭带谈话，不到两个小时，这就是外面传说的“十分钟成交数万银圆”神话的真相。(作者注：按照我的计算，当年的四千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20万元左右。)

当时张恨水立即得到《春明外史》稿酬(一次性买断)4000银圆；并且此后分四次陆续收到《金粉世家》稿酬4000银圆，以上合计8000银圆。然后，每三个月得到20万字小说稿酬1600银圆。也就是按照约定，每年至少可保证6400银圆的稿酬，平均月收入在500银圆以上，与当时胡适教授的经济收入达到同一水平(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2万元左右)。

这还仅仅是上海世界书局给予张恨水的稿酬，未计其他的收入(如报刊编辑费等)。因此可以说，当时“张恨水稿酬几万银圆”的传闻虽然不够准确，但绝非无中生有。

1930年底，张恨水携款(稿酬所得)7000银圆从上海回到北平后，用其中4000银圆购置了前门大栅栏12号的一所大宅门四合院，这跟鲁迅周作人兄弟购置的北京西直门八道弯大宅门价格相似，规模相当。

张恨水长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鲁迅的母亲就是他的书迷。鲁迅在1934年5月16日致鲁老太太的信中写道：“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鲁迅全集》第12卷)

1931年的一次游园会上，张恨水认识了一位能歌善舞的16岁少女——春明女中的高中生周淑云。她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父亲早逝。她爱读张恨水的小说，聪明伶俐，爱唱京戏，张恨水也非常喜欢她。周淑云愿意做张恨水的外室，张恨水就另外租房，跟周淑云成婚，并从《诗经》的《周南·关雎》里面取出两个字，给周淑云改名周南。

张恨水这次在北平租赁的住房，是大方家胡同12号，租金每月40银圆。可惜这处庭院，未及张恨水亲自添补栽种，日本帝国主义就已占领东北，威胁华北。张恨水明白：在北平的“安乐窝”无法长久居住下去。

重庆时期穷到抽不起烟

1935年秋季，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约请张恨水南下，担任副刊编辑。三个月后张恨水离开上海，迁居南京。他又回到报社工作。这时张友鸾也辞去上海《立报》的职务，来到南京。他鼓励张恨水在南京办一张自己的报纸，所需费用也只有3000多圆。这笔钱张恨水还拿得出来，历年积累的稿费足够了。张恨水投资4000圆，在中山南路八条巷口租下两幢小洋楼，后来又扩充为3幢，先后购买了四部平版印刷机，又在上海立报社铸了几副铅字，报纸就开张了，定名为《南京人报》。1936年4月8日，《南京人报》创刊。由于张恨水的号召力，这张报纸第一天就销到15000份，打破了当时报业的纪录。南京沦陷前四天，《南京人报》被迫停刊。

安顿家属避难到安徽老家后，张恨水投入抗战工作。1938年7月，他来到重庆，承担了《新民报》的编辑事务。《新民报》有两个副刊，一个由张恨水主编，另一个由女作家谢冰莹主编。

张恨水到重庆半年之后，爱妻周南便带两个儿子赶来会合，一家人住在重庆南温泉的3间茅屋里，和挚友老舍做了邻居。南温泉景色秀美，但他们的生活却非常清苦。茅屋是“国难房”，屋顶茅草铺盖，四壁是竹篱笆墙，糊上泥巴刷上白石灰，雨季一来，到处滴漏，只好把盆盆罐罐都用来承接雨水，大有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描绘的窘况。张恨水为茅屋题名“待漏斋”。

1940年张恨水写了四阙《浣溪沙》词，其中之一：

入蜀三年未作衣，近来天暖也愁眉，破衫已不像东西。

袜子跟通嘲鸭蛋，布鞋帮断像鸡皮，派成名士我何疑?

张恨水原来喜饮龙井、碧螺春、六安瓜片等绿茶，曾说“饭食可以将就，喝茶不可将就”，到1940年代初，他一个月的笔耕不够买几斤龙井茶，于是只好改喝四川产的沱茶；原来习惯抽烟，到了重庆抽的是廉价劣质“神童牌”香烟，这种烟又辣又臭，他称之为“狗屁”，后来连“狗屁”也买不起了，干脆戒烟。

张恨水一家6口，还有故乡的老母、亲戚，十多口人等着他汇钱供养，生活实在艰难。他上班的新民报馆离居住地南温泉有40多里路，还要过嘉陵江，挤公共汽车困难，便索性步行。几乎每个月一次，他要从新民报馆背回几十斤平价米，徒步走过陡峭的山路，到家时气喘吁吁，一身汗水湿透衣衫。夜晚写作，没有电灯，又买不起洋蜡烛，只好点菜油灯，而且连菜油也不敢多添，真是“一灯如豆照凄凉”。平日很少有机会吃肉，妻子周南就买了一只小猪崽，在家中喂养。张恨水性喜干净，猪叫声又扰乱他的写作，周南就把小猪藏在茅屋后厨房旁边的草棚里面，天不亮就由孩子们赶到山上放养。

日常生活虽然贫困，但常有朋友到南温泉来，《新民报》同人张友鸾、张慧剑、赵超构、卢冀野、马彦祥、黄少谷等人都是这茅草屋里的常客。这时期，张恨水写成了《魍魉世界》和《八十一梦》等名著，也可称为“文穷则工”吧。1942年，周恩来曾赞美张恨水的《八十一梦》是揭露黑暗势力的优秀作品。

经济上破产，几乎一无所有

1946年2月15日，张恨水回到北平，筹办《新民报》。不久，全家团聚，张恨水又买了西城区赵登禹路北沟沿甲23号的一所宅院，共有四进院落，30多间房子，环境清幽。友人陈铭德、邓季惺伉俪送了他一套西式家具，他又买了一套红木家具，家就这样再次安置下来。他担任《新民报》主笔，又不断地写小说，还勤于作画。报社为他配备了专用汽车和司机，生活显得十分安逸和舒适。

1946年到1948年，是张恨水文学创作的最后一个高潮。这三年间，他除了写作大量的散文、小品、诗词外，还写了《巴山夜雨》、《纸醉金迷》、《岁寒三友》等长篇小说，在各地报刊连载，引起强烈反响。

好景不长。内战又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1948年夏末，他辞去了《新民报》经理职务，专门从事写作。家乡安徽潜山传来土地改革的消息，大妻被划为地主分子，抗战时期被家人藏在白岩寨得以完好保存的12箱书籍、手稿，或被焚烧，或被农民当做手纸，荡然无存。多年心血化为乌有，怎能让他保持心灵的平静?

然而对他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则是经济上的破产。1946年至1948年间，张恨水以版税所得，购买了黄金十两，交私人开设的大中银行经理王锡恒存入该行，但未立存折，只以经理名义开了一个收据。解放前夕，王锡恒将经手借贷的黄金全数席卷逃亡台湾。张家除了一所大宅院以外，几乎是一无所有了。

一代小说家晚景凄凉

1949年春，北平解放。5月下旬张恨水忽患半身不遂，丧失了说话能力，记忆力也遭到破坏，连妻子都不认识了。他历年积蓄的“法币”和“金圆券”，深受通货膨胀的祸害，贬值得形同废纸。这位写了大量畅销书的文化人，除了住房和书画，什么财产都没有了。妻子卖掉仅有的一些首饰，以医治他的疾病。

这时周恩来特地派人来看望张恨水，邀请他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得知张恨水患病之后，政府对他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这期间，他加入了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不久被聘为中央文化部顾问，每月有“老人民币”120万元(合新币120元)顾问费。虽然不算多，但有了这样一笔固定收入，家庭生活得到了最低保障。

3个月后，张恨水的病情逐渐好转，可以扶着手杖练习走路，但一时还不能写作。妻子为了让他安心养病，将北沟沿的大宅院卖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全家迁居到离此不远的砖塔胡同43号一个小四合院。卖房所得的钱，用来补养他的病弱之身。

张恨水健康状况好转以后，部分恢复了写作能力，就主动辞去了文化部顾问的职务，仍然作为自由撰稿人，以版税和稿费谋生。身患癌症卧病多时的爱妻周南于1959年10月去世，这给张恨水的晚年带来致命打击，他的病情再次严重起来，一度恢复的写作又中断了。周恩来总理闻讯，立即为他签发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聘书，每月仍领取120元固定工资，由此勉强度日。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张恨水的老朋友们无一例外被“揪”了出来，关押进“牛棚”。挚友老舍先生自杀了，家里人一直不让他知道，以免引起他情绪波动。

1967年农历正月初七的早晨6时50分，张恨水起床，家人为他穿鞋时，他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从此再没有起来。脑溢血发作的他，没有说一句话，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