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华（1916—1985），原名萧以僔，江西兴国县人。1929年起担任共青团兴国东北特别区委书记，共青团兴国县委委员、县委书记。1930年调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中任少共国际师（十五师）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二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事科学院、兰州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共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4年，我的父亲萧华得了严重的肝炎，在周总理的命令和安排下，来到杭州养病。当时，全国正准备庆祝红军长征胜利的纪念活动，许多单位约他写有关长征的作品。父亲也早就有讴歌长征的想法，又有了空闲的时间，于是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写。到杭州探望父母时，父亲把部分手稿交给我阅读，发现手稿的字里行间满是泪痕（从小到大，我从未见过父亲掉眼泪），我被极大地震撼了，我知道父亲深深的长征情结。

1934年，当红军被迫离开江西于都踏上长征路的时候，18岁的父亲正在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当时给少共国际师的任务是掩护军委机关纵队。担任后卫任务的部队特别艰苦，他们要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中央，阻击敌人。当他们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追赶大部队时，沿途粮食、补给全被前卫部队吃光了。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少共国际师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

渡湘江前，在全师排以上干部会上，父亲讲了一次话。他说：“同志们，军团首长命令我们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渡过湘江。要在湘江西延寿圩一带阻击尾追之敌。这股敌人是周浑元及湖南何键的部队，共有四个团，战斗力很强。敌人四个团，我们却不足两个团，总共有5000多人。但我们的战斗力并没有受挫，我们是少共师，经过北线战斗的多次锻炼，人数虽然少了一些，但我们的战斗精神仍是很旺盛的。我们有了不少战斗经验，而且我们的装备又大大地改善了，弹药充足，有了射击的经验，还出了不少神枪手，百发百中。我们要发扬在北线打击敌人的坚强勇敢的战斗作风，坚决阻击敌人，直到整个红军渡过湘江。完成军团首长给我师的任务。”

少共国际师来到全州附近一个村庄宿营，当地群众都在欢迎红军。这个时候，父亲领着宣传队全体同志，召集群众于该村学校广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和参加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经过一番宣传鼓动之后，当夜就有百余名青少年报名参加红军。第二天，师直机关正向西行进，距苗儿山不远时遇到敌人，从师直机关侧后打起来，子弹在头上嗖嗖地飞过。当时师长彭绍辉率主力在前头开道。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险情况下，父亲亲自带领警卫连，占领附近一个小山头抗击敌人的冲锋，掩护师直机关胜利地登上了苗儿山。湘江之战，担任阻击任务的少共国际师打得很惨烈，5000多子弟兵打得只剩下不足3000人，而且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十分着急，命红一军团主力前去接应，好在父亲和彭绍辉机动灵活，在敌人未合围之前率主力从咸水圩渡过湘江，保存了实力。

遵义会议后，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使部队更加精干，军委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撤销，其第四十三团编入红一师，第四十四团和第四十五团编入红二师，师直属连队充实到红一军团直属部队。父亲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红军四渡赤水后，为了大规模调动敌人，以突然的行动回头向南，再渡乌江。为了加强先遣队的领导，军团首长命我父亲下到担负先遣任务的一师三团。三团团长是黄永胜，政委是林龙发。父亲和他们开了一个形势分析会，会上，父亲传达了总部的作战意图。会后，父亲和黄永胜等带领三团经过两昼夜急行军，来到乌江边。北岸有敌军三个连守备，父亲和黄永胜、林龙发研究决定，用奇袭的方式歼敌夺船，他们精选了百余名战士，兵分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直插敌营，共打死打伤敌人100多名，俘敌300多名，敌江防营长、少校曹德荣也被击毙。然后他们封锁消息，侦察隐蔽，准备偷袭。乌江南岸甚是险要，要下十里陡峭的石山，才能到达岸边，江虽不宽，但水流湍急，波涛滚滚，江水中许多漩涡在打转，下面就是暗礁。

父亲和黄永胜准备偷渡，命令营政委吴文玉（吴法宪）到对岸指挥。下午，父亲和黄永胜、林龙发等团领导来到突击队，仔细检查了渡江准备工作。黄团长、林政委先后讲话，最后，父亲说：“乌江天险又一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学习第一次北渡乌江的勇士们的英勇顽强的作风，打过江去，为大部队打开通道。看谁打得勇猛顽强，看谁先到对岸，看谁能占领和巩固住江边阵地！”突擊队员听了父亲的讲话，慷慨宣誓：勇猛向前，打垮敌人！踏平乌江，当好先锋！黄昏后，突击排的勇士们穿着裤衩，胸前挂着“花机关”，腰里别着手榴弹，悄悄登上江边的竹排，向对岸漂去。竹排后浮着一根粗麻绳，准备在竹排过江后，在江面上拉起一道绳索，以便架设浮桥。不料漂到江中心时，被对岸的敌人发现了，敌人的机枪响成一片，雨点般地射向竹排。父亲直盯着竹排，下令吹冲锋号。霎时，军号骤响，枪声齐鸣。突然，竹排上撑竹竿的战士身体摇动一下，翻落江中。父亲一看不好，大喊一声“撤！”岸上战士将竹排拉回岸边，准备夜间再强攻。深夜，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突击排又增加三条竹排，30多名勇士分别登上四条竹排，拉到上游几百米处，解开绳索，竹排像箭一般冲向江心。对岸敌人认为这种天气红军是不会过江的。勇士们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用绑带和米袋结成绳索，爬到石壁的侧面用几个手榴弹一炸，石洞内一个班的敌人全部“报销”了。山上一个营的敌人弄不清来了多少红军，乱作一团，在勇士们的猛烈火力下，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就这样，乌江天险又一次被红军征服了。又从一个俘虏处得知，敌人一个营的增援部队将在中午赶到，于是父亲和黄永胜、林龙发决定，留少量部队在渡口迎接大部队，全团立即沿公路前进，迎击增援之敌。在离渡口30多公里处，他们和敌人的增援部队遭遇了，父亲把手枪一举，高呼一声：“同志们，为了迎接主力安全过江，冲啊！”战士们一个个冲锋，如猛虎下山，将敌人打得七零八落，望风而逃。父亲和黄永胜等带着战士一口气追击六七十里，巩固和扩大了乌江渡口。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的先遣队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和工兵连组成，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任先遣队政委，一军团首长命我父亲带一个精干的工作团，随先遣队行动，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

来到凉山彝区时，父亲带领工作团，由一名通司（翻译）引路，向彝族聚居的大凉山走去。进入彝民区，走过一段路后，从两边山上的村寨里涌出一群彝民，“呜呜”叫着冲下山来。他们拿着长矛、大刀、土枪、石头，将红军团团围住。吴宗汉（长征中担任父亲的警卫员）急忙掏出枪，打开了机关，周围的战士们也都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父亲急忙对战士们说：“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开枪！一定要遵守民族政策。”然后，他诚恳地对周围的彝民们说：“老乡们，不要误会，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是国民党军阀的部队。我们不会危害你们的，只是路过此地，去打国民党反动派……”尽管通司大声地把父亲的话翻了过去，但彝民们仍然挥舞着棍棒、大刀乱糟糟地嚷着：“不许走，不许走！”正在混乱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前面山谷入口的地方，扬起一阵烟尘，几匹骡马直奔而来。为首的一匹黑骡子上，是一个高大的彝人，头上缠着黑色的裹头布，披着一个黑斗篷。通司认出他就是当地头人小叶丹的四叔。他的到来，才使喧闹的人群稍微安静下来。几个彝民围到他的身边，一边用手指着红军，一边说着什么。通司告诉父亲：“他们看中了你们的铜锅了。”父亲听后笑着对那个头领说：“老乡，这是我们做饭的家伙，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到哪里做饭呀！就是借你们老百姓家的锅，也做不了這么多饭啊，那我们还不饿肚皮呀！”小叶丹四叔听完通司的翻译就笑了，周围彝民的脸色也温和多了。父亲想了一下，对管理员说：“给他们每人发钱吧！”趁着彝民们兴高采烈去领钱的时候，父亲和小叶丹四叔拉起了家常。

原来这里的彝族分成三派，这派叫沽基族，首领就是小叶丹。他们经常受另外一族人的欺负，想要红军帮助他们去打冤家。父亲耐心地对他讲：“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你们所有的彝民兄弟都是我们的朋友，你们应该团结起来，不要打冤家。这样，才能共同对付压迫你们的国民党军阀。”父亲见他逐渐能听得进这些话了，就说：“红军大部队要路过这里，我们虽然不能帮你们打冤家，可是我们刘司令愿意和你们头领见见面，和你们结拜成兄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送你们几支枪。”小叶丹四叔听了很高兴。当父亲把几支枪送给他们时，彝民们高举着手欢呼跳跃起来。为了表示感谢，小叶丹四叔把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父亲。然后立即带了几个人，往山上跑。父亲随即到队伍后面向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政委报告了刚才谈判的情况。他们获悉谈判这样顺利都喜出望外。刘伯承当即骑上马，和我父亲一起来到部队的前头。

当赶到山口时，小叶丹四叔和另外几位彝族首领已经等候在那里了。父亲赶忙把刘伯承介绍给他们，他们听到站在面前的是刘伯承，立即纷纷下马跪下致敬。刘伯承也跳下马来，一一亲切地将他们扶起。小叶丹四叔指着一个约有三四十岁的高个子头人说：“他就是我们的头人小叶丹。”刘伯承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诚恳地说：“我们路过这里，愿和你们结成兄弟。将来红军打败反动派后，一定帮助你们解除外来的欺压。”小叶丹连连道谢，拉着刘伯承的手，来到附近海子边宣誓结拜。第二天，红军在小叶丹四叔的带领下，浩浩荡荡，踏着轻快的步伐，向北而去。经过一天的强行军，红军终于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区，向着大渡河前进。

父亲和担任先遣任务的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带领红一团来到大渡河安顺场，根据敌情决定强渡。由杨得志率领的红一团组织17勇士进行强渡，强渡过程中，司号员为了刘伯承、聂荣臻两位首长的安全，停止了吹号。当刘伯承命令吹号时，司号员由于太紧张，号也吹不响了，上学时当过号手的父亲一把从司号员手中夺过军号，用力吹起来。17勇士冲上岸去，用机关枪和手榴弹把岸边敌人打得哭着嚎着滚下了河，父亲立即回头喊了声：“开炮！”三发炮弹出膛了，准确落在敌人的碉堡上，勇士们又冲上山头，并找到三条船。红军本打算在安顺场架桥，但由于大渡河浪大水急，几次架桥都失败了。此时，尾追的中央军薛岳部和湘军李韫珩部正向大渡河赶来，情况十分危急。军委立即决定，红军主力迅速抢占距安顺场320里的泸定桥，以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路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罗瑞卿为参谋长，萧华为政治部主任，由安顺场过河后，沿东岸北进，赶向泸定桥。

红军右路纵队沿着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桥急速前进。敌人在我们右路摆了一个旅，所有关口要隘都设下了重兵。为了接应总部和红军主力，战士们都急红了眼，都是跑步急行军，遇到敌人的阻击，先头部队一阵冲锋，敌人就垮了，就这样连闯了敌人两关。

第三天下午，部队前方又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队伍停了下来。父亲立即和前卫团的首长赶到前面。原来，前面是一座陡峭的石壁，正中有一道裂缝，像是被斧子劈开一样。岸上的小路从这个石缝下穿过，这个地方被当地人称作铁丝沟，就是形容山道之窄、关口之险。石壁上敌人摆了两个班的兵力，机关枪子弹密集地扫射，打得石壁下的小路土石飞溅。部队连续组织了几次强攻，因敌人火力太猛，我军伤亡较大，不得不退了下来。父亲看着渐渐西斜的太阳，听着敌人机枪猖狂的叫声，两眼喷出愤怒的火焰。他对突击连连长说：“我们只能前进不能退却，不管多大代价一定要夺下关口。”他又观察了一下说：“加强火力掩护，只要冲到石壁下死角里搭起人梯，就能干掉山上的敌人。”我们的机枪以密集的火力，暂时压住了敌人。父亲一跃而起，大喝一声，“共产党员们，跟我上！”这时，敌人扔下的一颗手榴弹落到离父亲不到五米远的地方，“吱吱”地冒着白烟，吴宗汉马上扑过去把父亲推倒。“轰”的一声，手榴弹爆炸了，碎石土块溅在吴宗汉身上，所幸没有伤着。父亲翻身跃起，又带头往上冲。战士们见了，一阵呐喊，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了上去。十几个战士搭成人梯，抓住小树杂草，爬到了石壁上面，手榴弹、花机关、马刀一齐上，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不到20分钟，敌人就全见了阎王。一声“出发”命令，战士们披着激战后的烟尘，快速越过铁丝沟，直向泸定城扑去。

守卫泸定桥的敌人在左路红军夺桥勇士们的勇猛冲锋下已感到吃力，又听到右路红军将到，便放了一把火逃跑了。英勇的红军战胜了敌人的堵截和大渡河天险，左右两路纵队在泸定城胜利会师。当夜红军在桥边开了庆祝会，欢庆这巨大的胜利。

红军强渡大渡河后，来到四川天全县内夹金山脚下。抬头望去，山峰直插云霄，望不到山顶，山上白茫茫一片，白雪和白云混成一片，很是耀眼。红军只穿着单军装，每人折了一根树枝当拐棍拄着上山，饲养员老刘拉着马跟在队伍的后边。越往上地势越陡，狂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疼。山上到处覆盖着齐大腿深的积雪，一不小心，掉到雪窝里，整个人就不见了。父亲一边招呼大家小心，一边拉着吴宗汉的手，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艰难地向上爬着。快近山顶了，山风更硬了。身上被汗水湿透的单军衣都冻得硬邦邦的，浑身打着哆嗦，嘴边呼出的白气，使眉毛、胡须都挂上了一层白霜。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心呼呼跳着，头晕腿软，吴宗汉真恨不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喘喘气。父亲紧紧拉着他的手说：“再加把油，就到山顶了，千万不能坐下。”看着父亲那坚定的步伐，吴宗汉咬紧牙关，吃力地跟了上去。父亲走几步，回过头高喊着：“同志们，加油啊！翻过雪山就是胜利啊！”红军战士们手拉着手，连成一串，迎着从山顶倒卷下来的风雪，奋勇地向着顶峰攀登。

终于到了山顶。在午后骄阳的直照下，白雪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晃得人睁不开眼。红军战士此时又饿又冷，山上空气稀薄，不敢久留，刚上山就开始下山了。根据在雪山上战士的死因，父亲立即作出三条规定：一、上山后，不能抬头四下张望，防止晕眩。二、山上雪窝里的积水不能喝（渴了可以吃雪）。三、要低头走路，视线不能超过三米。父亲的三条措施，通过长长的队伍，很快地传下去，从连传到营，又从营传到团……直传到军团部，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大大减少。

上山不容易，下山更难行。路上都是冰雪，一段段的山坡又陡又滑，前边的人不小心滑下去了，后边的人一溜烟也下去了。父亲一看，对大家说：“好！干脆我们也溜吧，尝尝土飞机的味道。”战士们从山上向下一段一段溜去。到了山底，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有的同志衣服挂破了，手上、屁股上都被冰碴划成了一道道裂口，风一吹，刀割一样痛。父亲看看周围的人，问吴宗汉：“老刘呢？”吴宗汉连忙到后面去找，可是始终看不到老刘和那匹马的踪影，父亲的脸色沉重起来。这时，一个浑身沾满冰雪的“雪人”，搖摇晃晃地来到了父亲面前，正是老刘。“报告萧政委，因为路滑，马掉到山涧下去了，我下去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父亲双手紧握着老刘的手，连声说：“人回来就好，人回来就好。”老刘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吴宗汉心里也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一方面为老刘平安到达而高兴，一方面又为我父亲的生活担心。因为我父亲和吴宗汉的口粮、衣物、被盖全随着马丢失了，后面还有漫漫的长路，怎么办呀！父亲好像没有想到这些，一转身，又去招呼部队准备赶路了。

1935年6月，父亲带着王宗槐（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青年干事）随红一军团前指行动。一天，在哈龙到毛儿盖之间的一个高山松林里露营，虽是6月天气，但高山上寒风凛冽，王宗槐身上只盖了一件薄薄的被单。彻骨的寒风袭来，王宗槐冷得浑身发抖，虽然连日行军打仗身体十分疲倦，但仍难以入睡。正当困寒交加非常难受的时候，父亲找到棉被盖到了王宗槐身上。他把温暖给了王宗槐，而自己却被冻了一夜，王宗槐感动得热泪盈眶。

1935年6月，周长胜在红一军团第二师模范连当连长，过雪山前打波罗镇时，周长胜左腿负重伤，不能走路。团首长向担任二师政委的我父亲报告了周长胜负伤的情况。父亲听说周长胜负了重伤，就指示由一名排长带一个班抬周长胜走。那时环境非常艰苦，天天行军，常有战斗，吃喝都很困难。周长胜不让他们抬，想自己坚持走，可战士们不答应，非要抬他走。走到离毛儿盖还有五天路的地方，大家由于饥饿劳累，实在走不动了，周长胜有可能被丢掉。父亲得知周长胜的情况，果断地说：“怎么能把周长胜丢掉？他很能打仗，是模范连长嘛！”说罢，就在师部派了两个骑兵通信员，带着一匹马，沿路找到周长胜，把周长胜接到师部来。父亲和师领导都在驻地门口迎接他，他们仔细看了周长胜的伤，他的腿肿得好粗。父亲立即把卫生队长李之光叫来说：“周长胜同志是模范连长，你们赶快想办法把他的伤治好，好过草地。”之后周长胜的伤被治好了，这才过了草地，到达陕北。

1935年，在长征途中，父亲当选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国际第六届执委会委员。7月，19岁的父亲被任命为红二师的政委。

在过草地前父亲搭救的另一个红军战士叫杨思禄，他原是少共国际师的战士，少共国际师撤销后，分配到红二师当战士。1935年7月一次战斗中，杨思禄左脚负伤，不能随部队行动，部队只得把他寄放在一个老百姓家里，还送给他们一点大烟土和几十块银圆，谁知这家人得知杨思禄身上还有一些烟土和银圆，就想图财害命，把他杀掉。杨思禄察觉后把银圆和烟土都留在老百姓家中，趁黑夜悄悄逃了出来。走在路上，恰好碰到我父亲，父亲见杨思禄伤得不轻，立刻跳下马来，把他扶上马，带他到师部。经过半个多月治疗，杨思禄脚伤渐渐痊愈，才跟随部队一起行动。

红军到达毛儿盖后，部队分散开，深入各地去筹购粮食，准备过草地。这个地区居住的大部分是藏民，虽然国民党军队被远远甩开了，但是由于一些藏族土司对红军的政策不了解，筹粮小分队不时遭到土司指挥的骑兵袭击。当红军听到消息赶去支援时，他们早就跑远了。被袭击的红军战士，有的牺牲了，有的被砍断了四肢，惨不忍睹。战士们看到这种情景，都气红了眼，纷纷到父亲这里来请战：“首长，你下命令吧！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我们都不怕，这几个骑兵我们包了，给筹粮队的同志们报仇！”父亲挥挥手，大家安静下来。“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我们最急迫的任务是通过大草地，北上去抗日。藏族老百姓，也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我们应该尽力去做好团结说服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帮助。对土司头人，我们也要具体分析和对待，争取大多数。”经父亲一说，大家激愤的情绪才慢慢平息下来。

第二天，又一支筹粮小分队遇到袭击，七名战士被土司杀害了，团部青年干事周书良被土司抓走了。父亲正和几位领导研究营救办法时，一个战士报告说：附近寺院的一个喇嘛送来了一封信。信中对我们下了通牒令，要我们部队立即撤走，否则要出动骑兵与我们作战。父亲接见了喇嘛，大笑着对喇嘛说：“打仗，你们可不是我们的对手，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堵截、追击，我们都不怕。但是我们和藏族同胞是兄弟，不是仇敌，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只有打败他们，藏族同胞才能得到平等、自由和解放。因此，我们不和你们打仗，我们是借你们的宝地路过，北上去抗日。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说完，又追问青年干事的下落。喇嘛说：“有个青年，土司要留下。你们那位青年就是不答应，饭不吃，水不喝，坚持要回部队。请你们能劝说他留下才好，否则很难保他的性命。”父亲听后，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思考着。然后，父亲向司令部几位领导建议：由他去做周书良的思想工作，劝他作为革命的种子留在土司那里。大家都表示同意。父亲叫那个喇嘛回去向土司转告我们的意见：“让周书良同志回来见见面，保证做通他的思想工作，叫他一定回去。但是，希望土司卖给我们一些粮食。随后我们部队就开走。”最后又对喇嘛叮嘱了一句，“请转告土司，我们红军一向是言必信，行必果的，请他尽快地把人交回来”。那个喇嘛连连答应，急匆匆地走了。

第二天，周书良由那个喇嘛领着回来了。他就像孩子见了娘，一头扎到父亲怀里，放声大哭起来。父亲轻轻地拍着周书良的背，半天没有说话，待周书良哭声小了，才轻轻说：“书良同志，你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可是，我们要北上抗日，党的民族政策，不允许我们和土司打仗，现在红军眼看要过草地了，但是粮食还没有筹集到多少。我们希望你作为革命的种子。留在他们那里，通过你的工作，得到土司的支持，解决部队一些粮食问题。”经过一番耐心说服，周书良停止了哭声，一字一顿地说：“首长，为了红军，为了党的事业，我服从组织的决定。”父亲紧紧握住周书良的双手，深情地说：“红军走后，你面前的困难一定很多。但不论怎样，你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希望你成为一颗红色的种子，在这里扎根、开花。革命胜利了，我们会来接你的。”周书良连连点头，慢慢地抬起手来，向父亲行了一个军礼。转过身去，同喇嘛一块走了，又回过身向同志们久久地抬着手，这才慢慢地走远了。

红军在离开毛儿盖前，从土司那里买到了一些粮食，解决了部分部队缺粮的问题。

从毛儿盖出发，走了不久，就进入了人迹罕至的大草原。这是长征以来最困难的时候。开始，脚下踩的还是硬土地，生的杂草有齐腰深。越往里走，就越难走。到处是积水、泥潭，只能挑着草根茂密的地方踏上去。脚刚踏上去，黑水泛着泡沫，咕咕地冒上来，没过脚面，人一离开，又恢复成原样，连个脚印也留不下。后面的人紧紧跟着前面的人，不敢拉开距离，稍一踩偏，就会陷进泥潭。草地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有时烈日炎炎，晒得脸上火辣辣地疼，热得大汗淋漓；有时又狂风暴雨，浇得浑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父亲仍然很活跃，行军休息时，同大家坐在一起，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故事。晚上，又跑到战士们的篝火旁，组织联欢晚会，歌声、笑声飘荡在茫茫草地上。为了让战士们能胜利地走出草地，父亲不顾自己的饥寒与疲劳，总是在战士们中间走来走去进行思想工作。他的面容明显消瘦了，脸色黑黄黑黄的，但两只眼睛总是那样炯炯有神。

由于父亲的马从雪山上掉下深渊，所有的生活用品丢失了，除了还有件破雨衣外，同红军战士一样穿着一套单衣。唯有吴宗汉还带着他一套换洗衣服。有一天，由于天上连续下着大雨，地上找不到一块干的地方，到了晚上天气很冷，吴宗汉冻得浑身瑟瑟发抖。当吴宗汉拿出衣服请我父亲穿上时，说：“看你冻得那个样子，还是你穿上吧！”吴宗汉坚持给他，父亲生气地夺过衣服披到了吴宗汉身上，说：“快穿上！”吴宗汉只好顺从地穿上了，他这才笑了。

进入草地三天来，每天只吃两顿饭，是青稞麦加野菜汤。开始，每顿倒上一小碗青稞麦，放到脸盆里加点儿野菜煮成稀汤喝。父亲头三天和吴宗汉一起吃。后来他见吴宗汉粮食口袋的青稞只有三两斤了，对吴宗汉说：“这点麦子还得吃好几天呢，留着你一个人掌握着吃吧！以后不要做我吃的了。”吴宗汉问：“你怎么办？”他说：“我可以到司令部的同志那里‘打游击嘛！”由于连续的艰苦行军，体力消耗越来越大，而糧食却越来越少，饿得吴宗汉两眼冒金星，浑身无力，走路摇摇晃晃。由于饥寒劳累，到了第六天，吴宗汉就支持不住了。每天晚上为了保暖，警卫人员背靠背挤在一起，早晨集合时吴宗汉还能站起来。后来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头晕眼花，坐在地上，揉着肿得发亮的双腿，很久才扶着树枝慢慢地站起来。父亲过来连忙扶住吴宗汉，慢慢走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罗瑞卿来到吴宗汉面前问：“你怎么啦？身体不行了吧！现在看来，你不仅照顾不了首长，反而要首长照顾你啦。弄不好你就会留在草地和我们告别了。为了减轻你的负担，调你回保卫队吧！”吴宗汉很难过，一时说不出话来。父亲说：“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每天还要起早睡晚为我做些事，这么下去，怕你要留在草地啦！去吧！保卫队的同志们可以照顾你，好同大家一道胜利地走出草地。”吴宗汉再也忍不住了，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父亲用手替吴宗汉抹去泪水，安慰说：“老表，去吧！我们还可以经常见面嘛。将来革命成功了，还可以一起回咱们兴国县去看望亲人呢！”吴宗汉听了他这番风趣的话，破涕为笑。在即将过完草地的时候，吴宗汉离开了我父亲的身边。

走出草地后，作为前卫部队的红二师，在师长陈光、政委萧华的带领下，继续前行来到甘南的腊子口。腊子口甚是险要，口宽仅有30米，口子两边是平滑垂直的绝壁，中间是一条沙河。敌人派了一个营驻守在口子后面右翼的山坡上，并在口子后面沙河两边设有碉堡，对着腊子口形成交叉火力，另派一个排，占据右翼山顶，储备大量手榴弹，封锁腊子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红军在长征路上遇到的最险要的隘口。

前卫二师四团向腊子口发动猛攻，部队打得十分顽强，但毫无进展，双方对峙着。当时敌情非常严重，红军的右边有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左边有杨土司的两万骑兵，如果困在这里，将面临被强敌合围的危险。

毛泽东和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都冒雨来到前沿指挥所，听取汇报，并由林彪带着陈光和我父亲、黄开湘、杨成武等一块观察地形，最后作出部署，正面突破不行就采取迂回战术，尽快争取时间突破腊子口。于是陈光和我父亲决定，由四团团长黄开湘带两个连从左侧攀登崖壁，抄到敌人后面进行突袭；由团政委杨成武带六个连正面进攻。

黄昏时分，四团隐蔽接敌。入夜开始攻击，但在敌人疯狂的火力下，进攻受阻。陈光和我父亲等带领着精心挑选的17名战士，来到腊子口左侧的山脚下，由一名贵州籍善于攀登的战士，光着脚带着绳索攀登崖壁，再放下绳索，其他16名战士依次爬上崖壁，最终登上左侧山顶，然后下山，迂回到右翼敌军驻地的后面，用手榴弹对着敌人一顿猛轰。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身后会杀出一支红军，顿时阵脚大乱。红四团趁乱前后夹击，终于占领了腊子口。

中央红军于1935年9月翻过岷山，来到哈达铺。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父亲被任命为第一纵队第一大队政委，杨得志为第一大队大队长。10月7日，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父亲和杨得志率领第一大队，配合第一纵队其他部队在青石嘴地区消灭了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第七师两个连，缴获了100多匹马，装备了一个侦察连，从此，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1935年10月19日，走过万水千山的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的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父亲参加了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始终战斗在最前线，经历了血与火的历练。